光武中興（第2/2頁）

《後漢書》耿弇傳說耿為將，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公孫述傳說成都已降，吳漢仍族滅公孫氏家屬，並縱兵大掠三日。《光武帝紀》也說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吳漢屠成都”。可見得當日作戰時的殘酷，而中興仁義之師尚如是，其他“賊匪叛逆”可想而知。公元30年（建武六年），光武也曾下詔稱：“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於是大批裁員，“並省四百余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可見得自公元17年綠林起兵以來，中原鼎沸，加以蝗災叠見，內戰頻仍，全國人口減少，無可置疑（只恐怕不會由近六千萬突降至二千一百萬）。同時各起兵的都有“賓客家室”參加，有時這些附屬人員也參入野戰軍之內。而一座大城市的被圍，經常逾月。各軍的輜重車輛，動輒幾千。這些史料，也使我們聯想到軍事組織之中必用社會中層人物為之設計並籌辦聯絡後勤等事項。在“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條件下，巨家大姓的受戰事淘汰，又可能較一般住戶程度更深。

公元28年東漢的官方紀錄中有下面一段的記載：

王莽末天下大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征霸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而且公孫述敗後，才由成都傳送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洛陽。與之相連的文字稱：“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存簡寡，乃至十存一焉。”

綜合上面各項資料，可見得劉秀並沒有解決當日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經過大量流血之後，相次緩和，不僅人口劇降，中層階級也受打擊，文官集團，有待重建，各種作朝廷裝潢的文物，尚不齊備。所以他一面“與民更始”，將田賦恢復到文帝時三十分之一，一方面嚴刑峻法的稽考文冊。公元40年“河南尹張伋及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這種外柔內剛的辦法，再加以符讖的意識形態，就使他完成了中興大業。

當日君權世襲，中央集權又無法放棄，我們企盼劉秀改弦更張，可能有些過分。但是我們讀到酷吏列傳中的雒陽令董宣（雒即是洛，因東漢自稱以火德興，避水加佳作雒）拼得自己的性命才能將公主家裏的殺人犯置之於法。當日又稱“貨輕錢薄”，則是民間需要有更有力量的貨幣制度，使物資流通。凡此多端光武帝劉秀連問題都沒有考慮得到，也可以說他雖是超級政客，軍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