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女後、外戚和朋黨

東漢的十三個皇帝，只有光武帝劉秀和明帝劉莊是成年人踐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繈褓孩提中拉來算數。而且除了最後一個禪位於曹丕的獻帝享年五十四歲之外，其他沒有一個活到四十歲。桓帝去世時年三十六、靈帝三十四，也算得長壽。殤帝、少帝、沖帝、質帝都沒有機會慶祝他們的十歲生辰。因此洛陽的政局，總是受宦官、女後和外戚的操縱。

公元159年桓帝圖大將軍梁冀。他與宦官商量，派近衛軍一千多人突然包圍梁的府第，“收大將軍印綬”，迫得梁冀夫婦自殺。自此外戚的聲勢稍弛，宦官的氣焰又張。然而梁冀是創國功臣梁統之後，他家裏已有三皇後、六貴人、七侯和二大將軍，好幾個立幼帝的擺布，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個皇後，就是梁冀之妹。此人之為“跋扈將軍”，威震中外已二十年。只是這時梁後也已去世，桓帝劉志，做了十二年的傀儡皇帝，終究不甘心，才發動這次政變。只是他想獨立自主這一希望，卻始終沒有實現。在他做皇帝期間，又來了一個“黨錮之禍”。很多人以為東漢覆亡之機，出於“桓靈之間”，諸葛亮就將這關系，寫在他的《前出師表》裏面。

今日我們想確定漢代覆亡的原因，不是從原始資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的。《後漢書》薈錄了很多當時文件，內中有無數壞人壓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壞人的說法。我們也可以發問：既有壞人為朝中的獨裁者，如何又有這麽多的好人做大官？並且朝中長期間的鬥爭不出道德的力量與惡勢力的抗衡，為什麽漢亡之後，這種對峙的形勢不能繼續，而引起了一個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局面？

《後漢書》裏的梁冀傳說此人驕侈淫逸，無所不為，但是文內除提出他因立嗣與政敵李固意見分歧之外，竟沒有說到他政策之好壞。可是傳裏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孫壽，據稱她也有淫行。其原文為“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這幾句話無法直接譯為今日的文字。與之針鋒相對，我們只好仿效古典小說的口氣如此說：“那娘子倒也生得標致，她有時愁眉深鎖，有時又笑臉頻開，臉上薄施脂粉，兩眼水汪汪地望人。她回眸一笑時，個中消息直到皓齒的骨根深處。好一頭烏絲，挽成一個大髻，輕松地斜掛鬢邊，走起路來，又是足不勝體。總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樣妖嬈輕蕩的模樣。”

原文利用作賦的秘訣，采取了幾個新創而語意雙關的字眼，用最經濟的手法去描敘復雜的情事，卻又將重復的部門，平行列入。越是意態遊離，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則孫壽妖冶與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幹，和我們今日想探詢東漢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遠。

我們想追究漢朝覆亡的原因，則還要參考以下的背景：

東漢之提倡學術，很有成效。洛陽的太學，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至桓帝時太學生稱三萬人。而私人傳授學業的，動輒聚集門徒數百或逾千。可是講授的題材極為窄狹，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專重傳統政治思想。在“學而優則仕”的條件下，這些學人除了當官之外，缺少發展抱負的門徑。有時讀書也確是升官發財的梯階，做得好的數代公卿，創立門第。只是這種機緣難得，有的則躑躅仕途，有的為人“賓客”，還有很多自負清高，在讀聖賢書之余，養成一種仗義輕生的風氣，不僅自己被窄狹的倫理觀念所支配，還要強迫他人一體以個人道德代替社會秩序，這許多條件都構成黨禍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開，也是漢代一個深重的弱點。漢法承秦法之後，條文復雜，內容簡陋。尤其對於農村社會中層所集累的資本，始終無適當的處置，又怕小自耕農失田而為遊民，因之視“兼並”為畏途。《後漢書》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後版有引證蔡質《漢儀》一段作注釋，內中提到西漢武帝遣派刺史的詔書，內中首要的任務即是糾察各處“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淩弱，以眾暴寡”。而東漢的“司隸校尉”有同監察院長，也是京城附近地區的刺史，更是帶有榮譽性質的官位。很顯然的雖前後三百年，在漢末之被任為司隸校尉的，仍有人認為在奉前詔行事。可是以武帝戰時動員的方案，意義模棱，加於經濟相當發達的承平社會，則必引起糾葛。

當桓帝置梁冀於死地之日，東漢還有六十一年的壽命。可是梁冀沒有被攻擊頒行不當的法則，則因為當日洛陽朝廷已談不上創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縱使邊防發生問題，或有天災民變，也只能臨時對付，有如頭痛醫頭，足痛醫足。朝廷之經常業務，無非禮儀及人事，而人事也不過任免賞罰。梁冀的對頭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軍政部長），他曾建議“權去外戚，政歸國家”。梁冀的黨羽也相對地指摘他門下“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見兩方已有黨爭的趨勢，而重點在個人恩怨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