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女後、外戚和朋黨（第2/2頁）

漢朝之沒有立時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還在竭忠辦事。《後漢書》的循吏列傳舉出循吏十四人，或以興革農田或以提倡教化獲得稱譽，有好幾個一直做到漢亡。和他們相似而沒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傳的酷吏，以“猛”為“能”，雖說個人的良心和德行有虧，在他們講仍是替公眾服務。只是他們各行所是，這些資料也顯示統一的政府，不能以妥當的法制控制全國的危機。

公元165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為司隸校尉，使很多潛在的沖突尖銳化。其背景則是很多人在鄉間放債買田，通常以賓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幹涉，則發覺這些人的後台老板都是朝中顯要。而最有威權的，則是中常侍張讓，他就是宦官頭子。《後漢書》的宦者列傳說：“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輛。”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著張家開刀。張讓之弟張朔，也是野王縣的縣令，被控為“貪殘無道”。李膺親率吏卒在張讓家裏將他擒獲，剛一訊問，立即處死。桓帝還責問他沒有請示即行誅殺。李的辯護，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據經史，並且強調孔子作魯司寇七日即誅少正卯，他任司隸校尉已十日，實在是行事愆遲。他這一次因此脫身，以後也叠有浮沉，終於靈帝朝宦官與名士鬥爭時被拘入獄被拷死，他的門徒達千余，也受禁錮。事在公元169年。

對這期間發生的爭端，我們很難決定誰是誰非。黨錮列傳裏也提出很多名士對宦官家屬賓客集團的誅殺，甚至遇赦的也殺，老母也殺，而一次屠殺到好幾百人。當時的人還說“紀綱敗廢”，我們則只能強調這是社會進化，法制不能跟著調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結果。況且宦官、女後、外戚和朋黨並不是促成漢朝瓦解的真原因，他們不過是造成事實的工具。張讓是宦官領袖，後來與外戚出身為大將軍者何進作對。可是何進還不過是太後的異母弟，張讓則有一位媳婦，乃是何太後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糾紛，還在家庭裏產生。

傳統歷史家寫漢亡，或歸根於桓靈之間的寵用宦官，或歸咎於黃巾賊造反，或歸咎於召董卓的番兵入衛。而其實大規模內戰開始於宦官已被整肅，黃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後。公元200年官渡之戰，則在漢亡之前，已經展開了長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興地方勢力者袁紹，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學《易經》起家，在西漢時曾為太子舍人，他將學術傳於孫子袁安。袁安舉孝廉，為郡太守，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沒有一個袁家子孫不是東漢顯官。袁紹自己曾任虎賁中郎將（近衛軍司令）和司隸校尉。袁氏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袁紹進軍官渡，率眾十萬，給養自河北以大車萬余輛供應。抵抗他的乃是曹操。這時他尚想維持東漢的中央政府。他的義祖父曹騰乃是宦官，由黃門從官侍從皇太子（即順帝劉保）讀書。曹操之父曹嵩乃是騰養子，而曹操自己也舉孝廉。他的軍隊大都以黃巾降人編成，給養則得於屯種。也就是人員與物資都產生於現存體系之外。

以學閥變而為軍閥，這在世界史裏是創舉。漢代的覆亡，則證明一個政治體系，對各人私利觀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個簡單的社會，一到情態繁復，各人口是心非，就無法和衷共濟。今日我們讀漢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國初年軍閥的“通電”無異。這時縱使他們想合作，也找不到一個合作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