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

浪漫主義（romanticism）在歐洲是法國大革命前後的產物。嚴格言之，它是文藝和美術在時代上的趨向，我們不妨用“到自然去”四個字概括它的精神。歐洲大陸在18及19世紀之交，深感自中古以來殘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響，不合時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義的作家，脫離古典主義的羈絆，由各人自尋出路，以自己的情緒，作他們寫作吟詠描畫的引導線，因為如此，他們倒也有一種將世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趨向。

中國自公元220年曹丕強迫漢獻帝禪位，到589年隋文帝滅陳而重新統一中國，在歷史上統稱魏晉南北朝。這三個半以上的世紀之內，能夠稱為統一的時間，不過約三十年。這並不是文人能自尋解放的時代，只是時局動蕩，好多人覺得過去苦心孤詣學來的規矩方圓，到時全無用場，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不僅當時人物如此，即後代作者，追慕流風遺韻，也把當時事物，描畫得帶浪漫色彩。有唐朝劉禹錫所作《西塞山懷古》一詩為證。劉詩雲：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這原來是紀公元280年晉朝暫時統一中國的事跡，這背景則是先有魏蜀吳之三足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將鄧艾在成都北的萬山叢嶺中進軍，出敵不意地襲蜀，蜀亡。後來，司馬氏的晉代曹魏之後用王濬為巴郡太守，後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離不開“大刀闊斧”的胸襟和抱負。他在四川造船，費時七載，待得準備停當，王濬已七十歲。於是攻吳的舟筏順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吳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據《晉書》的紀載，王濬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我們也可以想象，以四十尺寬七十五尺長的舳艫，可以符合上開面積。但是即使有四層艙，每艙要載兵五百多名，也未免過多。況且“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就有些難以置信了。書內又說吳人在江險磧要害之處，以鐵鎖橫截，王濬乃作火炬，長十余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燒起來的時候，“須臾，溶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這些話實近於神奇。我們既無法指駁，也無法證實，只好說很可能作者在文筆之間誇大其辭，其影響之遠，從劉禹錫詩可以看出，浪漫主義的色彩超過紀事之精密。我們除非獲得其他資料證實，不能以這簡單的辭句當作技術史上的根據。

然則浪漫主義的出現，也不在此時開端。京劇臉譜曹操，因為在劇中的角色是一大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塗墻，眼細如絲，頰間肌肉折皺，表現一派險譎氣象，大有“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感覺。而關羽，因為他“義重如山”，所以臉譜以赭色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莖都以黑線畫成，由中央向四方輻射，大有熱情似火，不可抑制的狀態。下邊的黑痣，可能為現實寫真。他的長須，則又是絳紅色與面上的棗底相映，象征血氣旺盛。呂蒙的臉譜，臉上黑白相次，圖案上的結構，表現胸中有丘壑，也稍帶神秘色彩，而劇中的角色，也以機智稱。

將這三位人物擺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來曹操為魏公，與蜀劉備、吳孫權相對立。以前劉備新敗，孫權收容他，讓他暫駐荊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勝利。可是曾幾何時，劉備既據荊湘，又拓土於西蜀，荊州又只借不還，所以孫權老覺得他居長江之上，到底於己不利，乃趁著劉備在四川北部規劃，南郡只有關羽留鎮，而關的部隊又與曹兵交鋒之際，致牒於曹公，以討關羽自效。這個軍事計劃由部下呂蒙執行。果然呂蒙於公元219年年底襲擊關羽，使他兩線作戰，截獲他之後，將之斬首傳報曹公。然而呂蒙奏功不久，尚未得到封獎，即病發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關羽之授首前後不出一月。次年曹丕受漢禪，劉備和孫權得到借口，也仿效稱皇帝，於是才全面展開三國鼎立的局面。

這與浪漫主義有何相幹？

整個三國時代，是英雄豪傑風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間。因為戰事連亙不斷，皇帝威信又名實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約束，於是趨利赴勢。他們自述胸襟懷抱，慷慨真切，全無腐儒氣味。做起事來，也是暢快淋漓。這當中還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諸葛亮（等於現代的參謀總長），他的哥哥諸葛瑾仕吳，也做到戰區司令長官的地位，並曾以特使的身份訪問蜀漢。又如孫權當初將他的妹妹嫁與劉備，後來又與劉備成了對頭等都是。紀這六十年事者，為《三國志》。陳壽之原稿，分為《魏書》、《蜀書》和《吳書》。因為缺乏一統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需遷就某個固定官僚集團的邏輯。而這書又在南北朝時經裴松之集注，采取了很多當時公私著作，逐章逐節補陳著之不及，也提出不少糾正及置疑之處。因為其中資料五花八門，常有我們在正史裏不容易見到的傳聞。由於選材不致全部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將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機會。在我們而言，反而可以借此得到一個特殊的角度，去窺見中國歷史運轉之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