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第2/3頁）

《三國志》裏的曹操，不見得比他同時人物如劉備、孫權更為譎詐。而且他有敢說敢做、豪邁磊落、放浪不羈的浪漫色彩。譬如說他不顧家人生產，那是因為他志在天下，用不著瞻前顧後的去憂慮衣食和積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羈，可以在“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以至頭沒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幘”的形容中看出來。這也可與他的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證。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實際是曹操流傳中外的一篇自傳，內中說及他自己是一個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譽”，不願作“凡愚”。但是參加討董卓之後，事實逼他東征西伐，以至於他雖“本志有限”，最後總是弄得不能放手，他的威勢和兵權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還是想保存一個完整的中央政權，所以他雖向外討伐，卻屢陷於內線作戰的地位，又因為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他成了眾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虛名而處實禍”的危機。從這些地方，我們不必懷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統人士攻擊的，則是“魏武三詔令”。此令是曹操於公元210年、214年和217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內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篤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他都會提拔錄用。這詔令雖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壞事，但是影響漢末問題之大，不是傳統道德所能解決的。

曹操能夠出類拔萃，是由於他的不拘小節，眼光遠大。然則他雖看清傳統道德不能拯救當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棄傳統道德亦不見得能拯救當日毛病。至於他是否真說過“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我們不得而知，即使我們相信他曾如此說，他的兒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漢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有如晉代魏也仍不能解決當日問題。即以王濬的大刀闊斧造樓船在上面馳馬，仍未解決魏晉南北朝的問題。司馬炎剛一統中國，十年之後即有賈後之亂與八王之亂，因此引起“五胡亂華”。公元311年洛陽淪陷，317年長安又失守，東晉偏安江左，嬗替而為南北朝之宋齊梁陳。北方之“酋領”如劉曜、石勒、苻堅不能解決問題，南方的軍事領袖如桓溫、劉裕與蕭道成也仍不能解決問題。現在看來，東漢覆亡之後的369年醞釀著一個大問題，牽涉整個國家從頭到尾的重新組織，不僅曹操不可能預測，即作史者如陳壽及裴松之也仍沒有看到演變之全豹。

讓我們回頭再說《三國志》：書內提及呂蒙原是一介武夫，孫權只間便地勸他讀書，不料此人不讀則已，他一讀起來就“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因之他的談吐見識，與以前豁然不同。諺語之“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處。只有此書之敘關羽，則想象與現實參半。此人武藝必有獨到地方，譬如他與顏良對陣，“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文中又沒有提及兩方隨從將士之行動以及對陣之地形及距離，類似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優渥，一意投歸先主，應系實情，也與他的習性符合。可是書中敘述他的英雄末路，則毫不恭維。關雲長對部下不能開懷推恩的掌握，對於敵情判斷、側衛警備也全部馬虎，又破口罵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兩面受敵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後他的部隊毫無鬥志，不戰自潰，他自己只能率領十余騎落荒而走，也再沒有表現斬顏良時之英勇。以這樣的記載，出之標準的文獻，而中國民間仍奉之為戰神，秘密結社的團體也祀之為盟主，實在令人費解。

西方的社會學家，樹立了一個“大傳統”（great tradition）與“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對立的觀念。他們認為一個社會的大傳統，有正規的組織、結構和形式化，但只能適應於高層人物。小傳統則比較通俗化，適應於大眾。它采取大傳統的精義，融會簡化而有時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轅北轍則可。而且兩者之交流也是相對的，小傳統在長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幹信仰和觀點以後也可以被大傳統吸收。

中國之忠孝觀念由四書五經闡述開來應屬大傳統。《三國志》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這傳統所籠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資料分歧，離奇的事物薈集，很容易為小說家抽取裁剪補綴而成半創作性的大眾讀物。事實上它也就是宋元話本的基礎，後來又經過元明之間羅貫中等整理，便成為《三國志傳通俗演義》。既稱“通俗演義”，則照社會學家看來已屬小傳統之範疇。所以周瑜見杏黃旗而大叫一聲，孔明祭東風，孫權與劉備劍砍石塊成十字等等更離奇的遭遇與真人實事混合以提高讀者興趣，都可以信口呵成。其方法則是將信史更浪漫化。《三國演義》英譯本標題為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三個王國的浪漫史）不為無因。而京劇跟隨著以白臉表示曹操之陰險，棗紅面表示關羽之不可泯滅的忠厚，蝴蝶式的臉譜表示呂蒙之有心計，也是將歷史傳奇化和美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