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戰（第2/2頁）

就因為這種人口移動的壓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地開發。《晉書》食貨志所稱“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現出了這種開拓處女地的一般趨向。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燒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並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漸將粗疏耕作的方式進而為精密耕作。

北方的種族復雜，也不容易使政局穩定。“五胡亂華”時的少數民族的領袖，率多漢化，並且很多帶有漢人血統。因為漢朝除武帝時代之外，“和親政策”總在若斷若續地進行，匈奴劉淵之姓劉，不無根據。漢末袁紹即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烏丸豪酋。魏晉以降，越種通婚的更為普遍。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後將軍韓據女為段匹“兒妾”。劉琨為晉朝的司空，他與段匹的關系雖沒有言明，但是“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晉惠帝除賈後外，又立羊後，她也是名門女，後來劉曜陷洛陽，也立她為後，“有殊寵，頗與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長子熙為劉曜的繼承人。羯人石季龍“大發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萬余人，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這種趨勢不斷地繼續。到後來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實為漢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層的通婚不算，下層一般的人民也需要在這大熔爐裏混合，並且遊牧民族，也要放棄他們的生活習慣成為安土重遷的農民，這“同化”的程度，才算貫徹，因之過渡期間必費時許久。

東漢之覆亡，“兼並”占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日征兵納稅，以“戶”為對象。“口”以戶為轉移。兼並一行，失田的農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個大家庭成為“部曲”，地方官員對其豪宗大戶無法應付。魏晉南北朝之世族也由來於此。我們翻開《晉書》卷三〇至卷八六，其中列有542人之傳記，除其中段匹為鮮卑酋長不計外，晉朝重要人物幾乎一網打盡，其傳記中敘及祖先曾為顯官，我們可以斷定其為世族者159人，其子弟又在朝中顯著的215人，司馬皇家的宗室105人，而不屬於以上，我們概稱之為出身貧寒的只62人，可見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會狀況必與中國傳統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農征兵抽稅，不受豪強幹預情形大有出入。

當日商業財富尚未展開，商人資產，也無保障。例如西晉以顯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則因其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有家奴八百人。農業上的財富，則無非出於地產及勞動力，兼並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財源與兵員。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則是在淝水之戰立功的謝玄，三傳而至孫子謝靈運，為詩賦名家。《宋書》說及他“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於公元433年為宋帝所誅。這一方面表示傳統社會裏財政稅收全在“周禮式”及“李悝式”的辦法支配下，私人財產無從合法的積累，一方面則又表示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受兼並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壟斷，雖然叠換朝代，也仍無中興跡象。

華北除了遊牧民族的醞釀外，也有類似情形，他們尚有自動設防不受節制情事。例如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設防的村落三百余，包括“胡、晉”人口十余萬戶。400年前後，關中有堡壁三千余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魏書》食貨志則說在北魏486年立“三長”以前“禁網疏闊，民多逃隱”，並且“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這樣下層機構沒有改變，中國無統一的可能。

所以383年謝安謝玄與苻堅苻融的對峙，縱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這次戰役卻不是構成分裂的主因。以後的發展也證明中國的重新統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漢種族的界線逐漸漠減，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壓制，才能成為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