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重城闕煙塵生

安祿山之叛唐及其余波，擾攘達七年之久，不是當時發難的人和對方所能預測。從短時期和近距離的資料看來，這事件應當可以防範，既已發生則應迅速解決。

安在中國史書裏稱為“營州雜種胡”。實際他父系祖先出自蘇定安（Sogdiana，中亞腹地今屬蘇聯），母系則為突厥，在當日中國的邊區，他的背景並不算特殊，營州則為今日之熱河。當他在範陽（今日北京附近）發難的時候，已有很多中國文臣幫他策劃。他所統率的部隊十五萬人，以一日六十裏的行軍速度南下取洛陽。唐朝各庫房的兵器多腐朽不堪用，民兵也沒有訓練，此時的“府兵”也多數已成具文，不僅各處沒有“勤王”的行動，安的部隊還有向淮河和漢水發展的趨勢。所以安在公元756年的年初自稱“大燕皇帝”，已有將唐朝推翻的模樣。

可是叛軍沒有立即西進，給唐軍一個在潼關地區增強防禦的機會。這時候郭子儀和李光弼又從山西進兵河北，重新光復很多州縣，忠於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機策反，有占領整個“敵後”的可能。只是玄宗朝也沒有利用這種機緣，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將守潼關的兩個將領——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陜縣退卻的罪名判死刑，次之又將一個老病而無心戰鬥的哥舒翰推上前線，又不讓他堅守潼關，以待河北官軍擴張戰果，使安祿山腹背受敵，而強迫哥舒翰倉促出戰，以致一敗則不可收拾，安祿山因此人長安，郭子儀和李光弼的側翼行動也不能生效用，只好由河北經晉陜向甘肅撤退。

倘使這時候皇太子忠王李亨也隨著玄宗李隆基入蜀，以後的發展，還可更不能逆料。實際上經過馬嵬驛的兵變，楊國忠被軍士胡亂地殺死，楊貴妃在眾人威脅之下由玄宗命令縊死，史書上留下了一段當地“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的情節，於是玄宗南奔，不久就被“尊”為太上皇。太子則北上，一路收拾敗兵流卒至甘肅之靈武，文武臣不及三十人，也通過群臣勸進，“六上箋，上不獲已，乃從”的公式，即皇帝位，等宣告玄宗已經沒有用場，他就取而代之，因此他就成為茲後歷史上的肅宗。靈武的新朝廷收容了郭子儀和李光弼的部隊，又以和親政策，得到回紇的襄助，以一年三個月而收復長安，又一月而收復洛陽。

安祿山已在肅宗發動攻勢之前被他自己兒子安慶緒的手下人謀殺，安慶緒則在由洛陽退返河北之後給安祿山手下名將史思明所殺。

史思明也是“營州突厥雜種胡”，他在757年殺安慶緒之前，曾率手下八萬之眾降唐。肅宗明受他降，暗派人刺殺他，被他發覺。所以他又自稱“大聖燕王”，又再陷洛陽。以後在與官軍作戰不利時為他的養子史朝義所殺。史朝義則被部下李懷仙所殺，事在763年，自此，安史之亂，才算結束。當時玄宗和肅宗都已相繼去世，史朝義傳首京師之日已是代宗李預的一朝，他也是唐代面臨這次變亂的第三位君主。

我們今日在20世紀末期重新檢討這8世紀中期的一段史實，很難在倉促之間，得到確切的結論。前人留下了很多論說，有如《舊唐書》責備楊國忠，說他以便佞成為宰相，頤指氣使，等於逼著安祿山造反。“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為名”，也說及玄宗任人不當。安祿山“性巧黠”，又“厚賂往來者”，玄宗就讓他為平盧、範陽、河東三節度使，又讓他兼閑廄隴右群牧使，樓煩牧監，以致將邊區蓄養戰馬的權力都斷送到他手裏去了，再聽任他以蕃將代漢將，一步一步的鼓勵他造反。更讓安祿山拜他自己為父，楊貴妃為母。《資治通鑒》還提及“貴妃以錦繡為大繈褓裹祿山，使宮女以彩輿舁之”，玄宗為之賜貴妃洗兒錢，於是弄得宮廷內外和朝堂上下不成體統，好像這些事也是安史之亂的原因之一。也有些史家認為任用蕃將是一種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為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將，與他爭權，所以慫恿玄宗任用蕃將，好在他們缺乏中國文人的涵養不能在朝廷裏做大官，不料將國防重任交給他們，反為他們所制。

以上各種解說，都有牽強附會的嫌疑。真與失真不說，其提出的見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傳聞來解釋很多組織上與制度上的大問題。

玄宗於天寶元年（742）置十節度經略使，規定十個國防區，共有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余匹，是個在紙面上講來非常宏大的計劃。以前各邊鎮的兵力遊離不定，這時候人力與資源的分配有如現代軍語之所謂“建制”，已賦予固定性質。可是我們仔細看來，則又知道這種堂皇的計劃，仍犯著“官僚主義”的毛病，不能離開“金字塔倒砌”的“間架性設計”，以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去籠罩真人實事。如以言人員，則此時府兵制度大致已成具文，卻又沒有完全放棄，邊區士兵大部由於招募，稱為“健兒”與“騎”，自737年之後一律長期服役，其中多數則是蕃人，有些還帶私馬。有如747年高仙芝出蔥嶺，“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安祿山防區最成問題的則為契丹及“匈奴別種”之奚（Tatabi），他們經常與安所統屬的官軍作戰。而安祿山叛變時其南下部隊卻有大量的契丹兵和奚兵，後者即在長安出現。他既曾邀準玄宗以蕃將三十余人代漢將，可見得他組織的雜牌部隊，以蕃兵為主體已非一日。如言馬匹，則除私馬之外，政府並未如若幹歷史資料之所稱，控制大量之戰騎。《新唐書》“兵志”說：“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遊擊將軍。”也就是以賣官鬻爵的方式攬絡少數民族控制的馬匹。王忠嗣也是與安祿山大概同時的節度使，他的傳記裏也提及，“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他在兼任河西隴右（寧夏甘肅）節度使的時候，就將原任河東朔方（山西陜西）區域的馬九千匹調到兼任區域，也可見得政府所牧馬匹有限。再談到給養，則邊軍所用大多得之於屯田。長安附近一帶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災，食糧供應不及，甚至朝廷也要遷往洛陽就食，這時候谷物的供應，大都出於華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帶。玄宗中期以後，情況好轉，北方的稅糧改用絹布交納，但是物資仍是由各地匯集到京畿地帶。雖然我們無法確悉當日補給情形，各項紀錄卻沒有一個由中樞做主，統籌支配這十個國防區補給的記載。至安祿山之叛變已成事實，《舊唐書》“食貨志”雲：“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禦史崔眾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更可見得平日兩京物資不用以供應邊防，如果經常支用時，戰時只會加強其出納，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買僧道度牒，即是出資捐買免除賦役的執照，以作籌款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