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重城闕煙塵生（第2/2頁）

所以從各種跡象看來，邊防司令官之稱節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機智和統禦經理的能力買馬招兵，屯糧制械。除了少數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貼外，一般以防區自給自足為原則。越像安祿山這樣的人物，“解六蕃語，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詳情，洞悉人力和物資之所在及征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塗蟲，他早知道安祿山能幹，足以獨當東北軍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祿山必反。

這當中也產生一個國防組織與文官官僚組織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勢：邊防著重實際情形，以唐代北方遊牧民族之盛，防區以疆域大、資源活用為有利（安祿山外其他各節度使也是一人統轄數區）。司令官以職業化，長久留任，與當地民情風土融洽才有功效。簡而言之，這是一種需要有組織重點，能夠發揮迅速確實的功效的一種結構。全國官僚機構的組織則先以仁義道德的立場，造成行政的邏輯，一意保全大體，願意犧牲局部。在這種前提之下，人事關系之合宜，超過對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樸雷同各種職位能互相轉讓互相交換，不容許任何一方面突飛猛進。即在安祿山叛變之前，這兩種組織精神相反，已經有了不能並存的趨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邊區表現幹才，回頭到長安卻被貶屈或不如意。張守矽在幽州掩飾戰敗。鮮於仲通討南詔大敗也有楊國忠為他掩飾，反敘戰功。即是前述抵抗安祿山的戰略失宜，也仍因軍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滿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亂可以看作這兩種體系的沖突所引起的一場變亂。

長安的政府也早洞悉這中間的蹊蹺。李林甫為相的時代，就開始以文人在京“遙領”節度使，而在當地另由武臣實際掌握一切。只是這種辦法，只能裝飾門面，不能消釋內在的沖突。至於“蕃將”，則不是問題的重心。他們的出現無非顯示官僚機構與軍事組織格不相人。以外國人任高級將領，反可以緩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為高麗人，李光弼為契丹人，哥舒翰為突厥人，並沒有因此滋事。

至於安史之亂經過七年多，則可見得擁蕃兵造反，易放難收，當日作戰的方式是縱容士兵掠奪，一經開始，也不可能由高級的意旨結束。雖然原始資料沒有適當的紀述，我們也可以想象安慶緒著人謀殺安祿山，史思明之殺安慶緒，史朝義之殺史思明和李懷仙之殺史朝義不僅是個人恩怨，而是叛軍的組織之中必包含著多少的矛盾。這也和李唐皇朝內種種黑幕相似。肅宗作太子時，就受玄宗猜忌。他雖在光復長安之後，迎太上皇還都，但是後來即聽任宦官李輔國之議，遷太上皇於西內。《新唐書》的“宦者列傳”即說“玄宗以遷崩”。官方的紀載則是玄宗與肅宗幾乎同時去世，相去只十二日。這還不算，代宗李預之即位也要殺張皇後除宦官李輔國。此類事情既重疊不斷地發生，我們也不能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須指出中國傳統政治，所想控制的過於龐大，引用的原則過於簡單，當中籠罩著很多不盡不實之處，真有人事沖突時無法圜轉，而只有走極端，甚至親屬也成世仇。

我們在一千兩百多年之後，也可以看出安祿山的叛變，表面是被剿滅，實際上是兩敗俱傷。唐朝的文官制度，經過武後和玄宗間的慘淡經營，漸有頭緒，東南的物資，至此也能供應朝廷所在的地區，但是企圖組織北方的國防線的計劃，卻經過此次變亂而永遠無法實現。安祿山叛變的根據地，有如《新唐書》所說：“付授叛將，護養孽萌”，“訖唐亡百余年，卒不為王土”。有了這段事實，再加上以後五百年的歷史紀錄，我們也可以想象安史之亂不僅是當日“九重城闕煙塵生”，而是隨著這次事變呈現了一串嚴重的問題：中國的後方，有如裴耀卿對玄宗所說，“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而北方的國防組織，則因為戰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intensive farming）不能保證其供應，而必須配入“廣泛農業”（extensive farming），也就是要包含畜牧。因其範圍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數民族作為組織上主要成分之一。這兩種體制，是否能夠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樞掌握？而這同一的中樞是否即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組成？“大歷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國”，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其歷史的重心所在則是解答這一類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