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陽鼙鼓動地來

公元755年安祿山叛唐，自漁陽（今日薊縣附近）以十五萬之眾南下攻占洛陽，繼之於次年取長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嶺。有些歷史家以為這事去618年唐之代隋為一百三十五年，距唐祚之終（公元906年）則為一百五十一年。這一盛一衰的階段，其長度也大致相等。

小時候上學，還沒讀到安祿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跡，卻先聽到楊貴妃的故事。主要的原因是國文課本中選了白居易的《長恨歌》。當老師吟誦“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時，抑揚宛轉，縱使是鐵石心腸，怕也會為之同情落淚。再加上歷來文人的渲染，如與白詩並行的《長恨歌傳》即稱“天寶十載（751年），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夜始半，妃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情節哀艷離奇。又再有五年之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的慘劇，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傳誦千古。甚至在抗戰期間的重慶，也有1942年國立音樂院排演黃自所作《長恨歌》一事。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戰》的作者——這時完全置敵機轟炸戰火蔓延的情形於度外了。在兩小時內台上音樂院的師生和台下的聽眾重新體會一千兩百年前一個“英斷多藝，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質豐艷，善歌舞”的妃子當初恩愛與以後生離死別憂恨纏綿的情節。畢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許一二例外吧！這次演唱，倒也沒被人攻擊說是逃避大敵當前國運如絲的現實，放棄各人戰時的崗位，而去同情一個只顧本身安樂不計生靈塗炭的獨夫和一個顛倒社稷的國家妖孽。

其實“人本主義（humanism）”是人類一種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詩既具有這性格，則不論其所敘故事與目前政策有無依違，總之不能禁斷。縱有傳統中國專制政府的莊嚴與道學家之刻板，《長恨歌》仍是千古傳誦，也能通過抗戰而流傳至今。

然則白居易到底不是嚴肅的歷史家。即陳鴻的《長恨歌傳》也承認白“詩多於情”，作詩的目的就是要讓這故事經過他筆下“潤色”而不“與時消滅”。所以《長恨歌》只能作國文教材，不當引入歷史課目。雖說白詩作於806年，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才五十年，與所敘事相去並不遠。

白居易沒有提及當馬嵬坡悲劇發生時，唐玄宗已將近七十一歲（中國傳統或稱七十二），楊貴妃也三十八。在今日駐顏術的條件下，一個女人三十八歲不能算是年齡太大，但是在中世紀就很難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見得白詩聽任感情奔放有浪漫主義色彩。至於詩中人兩方年齡有這樣大的差別，則是她於745年為封貴妃之前為“太真妃”，更前則為“壽王妃”。原來壽王李瑁，不僅是玄宗的親生子，而是他所寵愛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提出有被立為太子作玄宗的繼承人之可能。所以楊玉環被玄宗李隆基寵愛之前確是他自己名正言順的兒媳婦。《舊唐書》沒有提到這重關系。只說：“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期歲，禮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歐陽修等作《新唐書》才提出“始為壽王妃”。《資治通鑒》則記人開元二十三年（735—736年間）“十二月乙亥冊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據算當時她十七歲左右，與李瑁為夫婦後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見（因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長恨歌傳》則稱“詔高力士（宦官）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如果此事發生於武妃去世後不久，則楊玉環可能以“女道士”的身份和“太真妃”的名義與玄宗保持曖昧關系至少達七八年之久。因為直到天寶四載（745年）官方紀錄才稱“冊太真妃楊氏為貴妃”。

可是玄宗之“亂倫”始終不是問題的焦點，壽王李瑁以後也未再產生任何周折。龍武軍（侍駕的禦林軍）在馬嵬驛逼著皇帝將他的愛妃交高力士縊死，一是因她之故，玄宗生活糜爛，到流連荒亡的地步。二則朝廷又因她而用其從兄楊國忠為相，安祿山的問題，大部由他激成，以後不可收拾，自應由他負責。關於後者，牽涉唐代國防，因素較多，容下一節“九重城闕煙塵生”再談，現在說宮廷生活。

《新唐書》說：“天寶（玄宗的第二個年號，始自742年，以前則為‘開元’）外奉軍興，內蠱艷妃，所費愈不貲。”因為《新唐書》成於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場又較作《舊唐書》者為堅強，對楊貴妃一家更是指責不遺余力。書內說及天子每年十月赴華清宮過冬時，貴妃之從兄及諸姊幸從，“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於道，香聞數十裏”。也就是珠玉首飾鞋襪一路亂丟亂甩，不可收拾，顯然是誇大其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