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之禍”的真面目

我們從小學歷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鎮之禍”。但是對其實際情形則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讀者的觀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則是大批讀物缺乏緊湊的綜合敘述，只是提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讀者無所適從。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觀點，已不符合現代的眼光。現在讓我作一段簡單的介紹：

所謂藩鎮之患，開始於安祿山叛變之後。起先只有“河朔三鎮”，此即是盧龍（今日北京及沿長城一帶）、成德（稍南與山西毗鄰的地區）和魏博（渤海灣迄黃河以北）。每一個鎮（有時也混稱為“道”）轄五六州或十余州，約占今日三分之一個行省的面積。每一個鎮的首長即是“節度使”，也就是軍事首長，兼理稅收民政。安史之亂既平，朝廷無力追究其組織系統，只讓一批降將，統率這些地區。於是這些地盤，都成世襲。各使在境內自派州縣官，自行征兵抽稅。他們一離開任所，就自派“留後”，也等於副長官和繼承人。有時他們也用進貢的方式，向朝廷呈獻一部物資，但是稅收及其軍制，則自行勘定。其中也有軍士驅逐他們的領導人物自立首長的情事，唐朝皇室也只好事後追認。而這種獨立及分化的運動，延布到今日之山東、河南及安徽邊境，甚至長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節度使乘朝廷軟弱而效尤。

這藩鎮之患成為歷史上的一段事跡，則以德宗李適和憲宗李純兩朝最為顯著，他們之前朝廷對這些藩鎮無力過問，德宗開始不承認各藩鎮的世襲；憲宗則有系統的用軍事力量削平藩鎮。他們是祖孫，中間一代為順宗李誦。但是順宗即位之前，即因風疾不能發言，在位只八個月即傳位於憲宗，與所敘無關。所以這段歷史事跡發生於李適與李純兩帝之間，在公元800年之前後約各二十年，共歷時約四十年。

中樞企圖削平各藩鎮的計劃不容易生效，是由於皇朝本身沒有兵力對付，只能借此削彼，讓各藩鎮看清他們除非聯合抗命，否則只有被各個擊破。於是他們互相提倡“合縱”和“連橫”的政略和戰略，以對付長安的皇室。這種分裂運動於公元782年達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節度使推極北的朱滔為盟主，稱大冀王，其他各稱趙、魏、齊王。至此他們也還只有宣告獨立，尚無向唐室進兵的準備。直到李希烈於783年從淮西（今日河南之東南角）攻占襄陽和開封威脅洛陽，稱楚帝，才使朝廷震動。朱滔之兄朱泚，過去曾自動的提倡尊王攘夷率領唐兵與土蕃作戰，這時候閑居在長安。德宗也相信他與各人的叛變無關。不料有一支從西北調來戡亂的軍隊在長安叛變，他們與朱泚有舊，也推戴朱泚為他們的首領。於是德宗倉皇出走，避難長安西約二百裏的奉天。朱泚在長安稱秦帝，且曾一度圍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陸贄的建議，對造反各臣除朱泚暴犯陵寢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784年所下制稱：“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鹹以勛舊，各守藩維，朕撫禦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並所管將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勛，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斃，朱泚兵敗之後落荒而走被殺，朱滔亦氣餒而死。只是他們的失敗，並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孫替代；或為自己的部屬取而代之，其獨立與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據一鎮達十世以上，歷時數十年之久。德宗則“自經憂患，服為姑息”。

憲宗實際上繼德宗登極。他在祖父行退讓政策二十年後又發動削藩。西川節度使劉辟驕騫，憲宗派兵討伐後將他削職。夏綏留後和鎮海節度使拒命反都被斬首。只是憲宗鑒於德宗之失，行動比較穩健。不在兩線作戰，不令意存觀望的藩鎮事先發生疑懼。他之平淮西，費時五年，最後指揮戰局的司令官於雪夜行軍出敵不意的將對方一鼓成擒。819年平盧（今日山東）之李師道反，其部下叛變將之檻送京師，至此為唐代削藩事業之最高峰。元和一朝（憲宗年號）唐室稱中興。然則好景不長，翌年憲宗李純即為宦官所弑。後來德宗想要加強中樞的軍事力量，組織“神策軍”，以宦官統領之，初時不過保衛宮廷，只因神策軍的給養補給遠較其他部隊為優，於是很多邊軍，自願“遙隸”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為“監軍使”去視察其他部隊，如此都增加宦侍的力量，憲宗末年據說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這樣的結局。

藩鎮的問題，牽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處置所能解決。憲宗死後才幾個月朝廷派往成德與幽州的節度使，或被叛軍謀殺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亂也無成效。於是長安的政府再度承認現實，讓河朔三鎮自行其是。至此全國劃分為四十個到五十個的“道”，其疆域數目也經常變更。各地節度使實際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異。所以藩鎮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只是長安的朝廷內宦官廢立君主，朋黨混淆政局，茲後還要面臨流寇之如黃巢者，本身就不能做主，也不能視藩鎮為“患”為“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