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巢

中國的民變，通常在開始時，帶有幾分離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則是一般農民安土重遷，除非有劇烈的天災人禍，很少機會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鋌而走險。並且縱使他們被投入變亂的大熔爐，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蒼天代黃天，彌勒再生等等傳說與觀念，發動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規模的暴動。又要待這兩種因素牽連在一起，醞釀到一段時期之後，這民變才引導出來某種有跡象可循的社會運動，使我們能考究其在歷史上的真意義。

公元9世紀末葉黃巢所領導的變亂，不盡符合上開程序。雖說870年間，“仍歲兇荒人饑為盜”，曾構成變亂的背景，黃巢和他的身前領導王仙芝卻不能在蝗災所及的山東、河南與陜西奠立反叛的基礎。黃巢曾一度稱“沖天大將軍”，也散放過一些謠言與諺語，去助長他的運動，但是宗教上的牽涉引用，卻始終不是在他運動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沒有全民動員，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並參與的征象。

關於黃巢的出身，《舊唐書》只稱“本以販鹽為業”，還帶著一種輕蔑的語氣。《新唐書》則說“世鬻鹽，富於貲”，已非一般貧販腳商。《資治通鑒》更提出他“屢舉進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舊唐書都把他與朱泚並列，《新唐書》更標明其為“逆臣傳”，可見得傳統的作史者沒有把他當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書》又再說及：“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馳檄四方，章湊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遑者之辭也。”只是其文字過於單簡，我們無法確定其“人士從而附之”的實際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將朱溫，亦即以後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經王賡武的研究，證明其並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書》所說不虛。

黃巢造反的事業，通過廣泛的區域，除在贛閩之間“形山開道七百裏”之外，一般不避通都大邑，也沿著巨流大川來往，所以他部下農民軍的成分，並不十分濃厚。看樣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隊一經打散又能迅速恢復，所以也必經常收納過討伐他之官軍的兵員。

公元878年王仙芝在湖北黃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長江以南，才使黃巢的運動徹底地展開。他於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於879年的夏天攻占廣州。在這時候他還希望朝廷招安讓他做廣州節度使。只是此計未酬又加以疫疾流行，軍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廣州大肆屠殺之後，決心北返，途中不費力地取得潭州（長沙）。880年初他曾被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所屬的沙陀（突厥語系）騎兵在湖北挫敗，但是黃巢仍沿長江中遊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終在采石渡江北去，兵力稱六十萬，實際上其數目無法確定。又經過幾度迂回之後，先占洛陽次攻陷潼關，至此長安不戰而得。唐室的僖宗李儼，早已倉皇奔蜀。

黃巢占領長安兩年半，稱大齊皇帝。是他事業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與長安人民的關系，一直沒有弄好，自己則放棄流動性，也無法開疆拓土，以致都城內的供應也漸成問題。882年朱溫降唐。883年沙陀之“黑衣軍”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長安。但是黃巢即東奔仍與唐軍鏖戰達一年，終在884年的夏天在山東兵敗自刎，離他十年前起事的地方不遠。

黃巢的部隊渡過黃河兩次，渡過長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馳騁，也並不是“如入無人之境”。他初期在長江以北，避免攻堅，只是掠地脅迫人民參與他的行動。他的戰術，似得自王仙芝。《新唐書》說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慶南昌嶽州長沙一帶（唐時為和、洪、嶽、潭各州）。其戰法著重保持堅強的中樞指揮系統，同時向數處派出搜索部隊，如果某處敵方決心固守或準備迎頭痛擊即放棄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會一般防禦松懈，才給他有機會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為880年年底之攻潼關。然則這時防禦軍的主體之神策軍，為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的軍籍為長安富家子弟占有，他們借軍馬和制服裝威風，一到作戰臨時出錢雇貧羸之人替代。而且潼關的防禦也著重城樓，而忽視附近地形，因之也讓黃巢未戰先勝。

長安本身政治之混亂，也與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9世紀初期以來，有“北司”與“南司”的軒輊。北司為宦官的衙門，他們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適成立神策軍，宦官取得兵權，又廢立君主，有逐漸組成一個軍政府，與宰相所率領的南司抗衡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