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

五代史中的馮道，是一位相當離奇的人物。他歷事四朝，三入中書。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漢人，也不管他們是創業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夠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與“戎王”論道而使之心折。馮道所作《長樂老自敘》，一篇簡短的自傳，內中列舉他的官銜，倒占滿一頁。他被封公爵五次。既為魯國公，也被封為梁國公、燕國公、秦國公和齊國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認馮道並非因諛見寵，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了一種賢良的名譽。《舊五代史》說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鎮俗為己任”。《新五代史》也說“道既卒，時人皆共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如此”。而且新舊兩史一致認為契丹之沒有夷滅中國人，馮道之力為多。

這故事賦予我們一種印象：傳統歷史家以“褒貶”為己任。也就是認為盈天地的事跡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狹的歷史觀裏也終產生例外之情事有如馮道者。今日我們企圖放寬歷史的眼界，更應當避免隨便作道德的評議。因為道德是真理最後的環節，人世間最高的權威，一經提出，就再無商討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結束。傳統歷史家忽視技術因素的重要，也不能體會歷史在長時間上之合理性，這都是引用道德解釋歷史，操切過急將牽引的事實過於簡化所造成的。

公元907年唐朝最後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禪位於朱溫，自此展開了梁、唐、晉、漢、周的五個短朝代，到960年趙匡胤在陳橋驛被軍士推戴，成為日後的宋太祖，當中只有五十四年，這期間在歷史上則稱為“五代十國”。現有的歷史綱要，大部分沒有敘述到故事的重點。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則又過於繁碎。都不是一般讀者亟於領略又能掌握的資料。

我們應當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國歷史裏，五十四年不為過長。況且五代十國上接李唐下承趙宋，彼此都是連亙約三百年的大帝國，可見中國社會在這過程中雖經顛簸，並沒有完全垮台；並且這五十四年內，尚可能產生若幹積極的因素，這樣才能讓自北魏拓跋氏所創的“第二帝國”繼續在歷史進程中邁進。

五代十國之產生，由於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潰，並非由於社會之退化，而是由於社會之進化。一到8世紀，全國人文因素愈趨繁復，各地區的進展層次卻又參差不齊，其整個的毛病則是一般情況與唐初行政設計的扁平組織發生距離。兩稅制一行，各地區又自行斟酌處理其財政，其數目字既加不攏來，於是文官組織之各種事務都能按品位職級互相交換互相策應的原則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難得公平合理，於是朝臣分為黨派，皇帝則無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筆公款組織禁軍信任宦官。一到內憂外患加劇，其分化的情勢也更明顯。

朱溫經唐朝賜名朱全忠，他後來又改名朱晃，是從黃巢陣容裏降唐的將領，他究竟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臨頭，不得不如此，已無關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些歷史家所說“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余裏”（有些人則說他不過策馬先行替天子開道），又是否全部矯飾，也與今人關系甚微。這時他的目標則是重組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於是讓自己被封為梁王，以掌握開封一帶的南北孔道。又誅宦官，強迫昭宗李敏遷都洛陽，以逼近自己的勢力範圍和中原物資。904年他更取得諸道兵馬元帥的位置。昭宣帝任命他總判鹽鐵度支戶部三司的事務則辭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圖已無法包瞞也無從遏止。因為傳統的中國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產生一個如此大權獨攬的獨裁者。

這時候唯一能與朱溫對抗的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親朱邪赤心因勤王賜姓李。在收復長安的軍事行動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溫之下。茲後他以晉王的地位，取得太原以北的地盤（河東）作為沙陀騎兵的根據地。五代十國期間，這由太原與開封間造成一項敵對之軸心的情勢未曾中斷。即使昔日之戰友，如今分處兩地即為世仇。繼朱梁之後，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晉，劉知遠之漢和郭威之周，其創始人都先後出自李克用的軍事系統，雖然在血緣上說，他們和他們的繼承人屬於幾個不同的民族。

實際上五代不過是五個希望成為正規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極短的時間之外，都定都於開封（汴）。十國則系這五代統禦不及的王國，也有前後重疊的情事，大都在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長莫及時—般草莽英雄割地據土的產物。唯一的例外則系梁唐晉漢周之周在開封成立時，劉知遠之弟也仍在太原稱帝，國號也為漢，歷史家則稱之為“北漢”，算作十國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個州，五代所謂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