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巢（第2/3頁）

南司的文官組織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850年以前約四十年，最重要的爭執為“牛李黨”。牛僧孺與李宗閔是同年進士出身，聲氣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更是一脈相傳。李吉甫為宰相時牛僧孺和李宗閔曾在皇帝面前攻擊他。後來牛又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後任宰相，也將父子以來的冤仇，牽扯到一起。除了他們個性與背景之外，其政策與立場也有顯明的差異。以現代術語稱之，李德裕可稱“古典型”、“保守派”。他認為對藩鎮不可放松，一定要堅持中央的威信，在國防上也要對回紇和吐蕃采取主動，並且排斥新進文官，看不起由科舉出身的進士。牛僧孺可稱“現實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願在內政外交上另生枝節，牛李兩方既無合作與妥協之可能，也影響到彼此的門生子弟。

牛僧孺和李德裕在850年前後相繼去世，他們的爭執已成了往跡。但是朝中分裂如故。早在813年李絳即對憲宗李純說及：“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迄至黃巢占領長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門戶派別，各不相讓。

這樣一個分裂的政府賦予戰局的影響則是所有的軍事長官都覺得安全沒有保障，於是意存觀望，不願有功，但求無過。在湖北擊敗黃巢軍的劉巨容就是一個典型。傳說有人勸他乘勝追擊黃巢，流寇可望全部殲滅。他即說：“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有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敵以為富貴之資。”他是否真如此直言，無法證實，但是這種態度則極普遍。即派往剿伐黃巢的大員如高駢與王鐸，亦無不如此。所以戰場上謊報敵情，各路缺乏協同，預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們作困獸鬥，有戰果則不擴張，有時不戰先潰成為官軍一派普遍現象。因之政府陣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黃巢行動叵測，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勢限制，他能夠協定大部隊的行動，不可能沒有紀律及軍事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還是歸功於對方的弱點為多。

以上各種因素前後重疊互相印證，使我們看出黃巢的造反與一般民變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與漢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異。農村問題與土地占有，當然與大問題有關，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環節。9世紀的中國社會，經過黃巢的騷擾，並沒有完全崩潰，有如魏晉南北朝的階段。以後宋朝的重新統一，也全賴都市裏的經營，不需要在農村裏改組。

可是黃巢的暴動卻徹底地暴露了政府機構間各種事物無法協定的真相。這種弱點也還是要追溯於稅收與財政。唐初的租庸調制，有如《新唐書》“食貨志”之所雲，“以人丁為本”。這樣的設計，假設人口極少流動，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們的文官組織，也是一個龐大的扁平體，其中各種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換。中唐之後，這種情形已經有徹底的改變。楊炎的“兩稅”符合當時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諸一紙文書。這時候如何按畝抽稅，如何行累進稅制，如何征收商人的資產稅，全靠州級以下地方官做主。地方分權的門徑一開，即再無法統籌歸並，各道對朝廷的進奉也稱“稅外方圓”，也有“日進月進”。北方的藩鎮既獨立自主，到9世紀初期全國只有東南地區約占唐帝國四分之一的地方還向中央按時繳納稅務收入，北方約有四分之一地方則全不繳納，其他約占一半的地方則繳納無定。地方政府的收支更無從覈核。837年李德裕代牛僧孺為淮南節度使，兩方的交代則稱有錢四十萬不對數。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采取承包制的模樣。821年鹽鐵使王播即一次進“羨余”絹百萬匹。這樣當然談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難怪文臣中有黨派之爭，在這環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賴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軍費，大部靠鹽稅收入開支，時人就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除了東南沿海之外，其他的鹽池鹽井都給各地駐軍專利。

財政與稅收缺乏規律性與統一性，其結果一方面是科斂重，容易激起民變，王仙芝作亂時其檄則稱“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黃巢與他同業鹽。在五代十國間為吳王的徐溫，創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據浙江的錢镠也都一度以販鹽曾經為盜。可見得政府之專賣食鹽與人民生計攸關，其間處置失當就可以使這一項利源成為變亂的淵藪。另一方面的影響則是在這財政混淆的局面裏，國計也受限制。李德裕企圖裁減官吏兩千，其原因也是“財日寡而受祿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為神策中尉（禁衛軍令），《新唐書》“食貨志”也歸結他的行動為“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並且黃巢亂後，他又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兩池鹽利。兩池的收入向來為王所掌握，他只每年向朝廷歲貢鹽三千車。這時田募新兵，希望收回鹽利給餉。王重榮一怒之下，又進兵長安，引起僖宗李儼再度出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