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第2/3頁）

宋朝號稱中央集權。趙匡胤的作法，首重軍制與財政。在軍備上中央所統制的為“禁軍”，諸州之鎮兵曰“廂軍”；各地方的防守則為“鄉兵”。這辦法也沿襲於五代之“牙軍”的體制。中央經常向各州鎮抽調其強壯兵卒，而將老弱淘汰。起先以“樣兵”詔諸州選所部兵至闕下，以後則代以木梃，各州鎮有照身材招募訓練的責任，一到訓練成熟其兵員就補入禁旅。禁軍雖為中央軍也按時派遣駐屯於各地，川流不息。財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樣的分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個部門。“使”為轉運使，其職責是將各地財物，輸送於中央。在朝代草創時，又在各階段征服江南諸國時，這些資源竭盡其力的輸送於汴京，以致倉庫盈溢。有如《宋史》“食貨志”有雲：“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北宋政府也因襲五代體制，以樞密院主軍事，三司（鹽鐵、戶部、度支）管財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裏最緊要的官署。又以文人知州軍事，並且打破了唐末以來地方首長派遣縣級官的習慣，重新整個的任命州縣官，因之又要著重選舉，是以宋朝的考試制度，采取三年循環制，已確實正規化。

以上各種設施都有刺激國家經濟的趨勢。宋朝在商業方面的收入，如茶礬鹽酒超過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鑄錢，貨幣之擴充，在太祖時已開始，以後疊增到年五百萬貫的數量，如是兩年的鑄錢數，就要超過四百年後朱明全朝代276年所鑄之總和。如此一來，宋朝的礦產也打破以前的紀錄。北宋以開封為國都，南宋以臨安（杭州）為國都，專著重水陸交通的便利，在這一點沒有多方考慮到軍事上和國防上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之所無（但是趙匡胤主張定都於長安或洛陽，因趙光義反對而罷）。

以上所述與一般歷史書並無出入。這又和“大歷史”有何關系？

從遠距離的觀點看來，第二帝國經過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間繼承著間架性的組織和體制，使這個扁平體的社會發育滋長。經過中唐之後，質量上的進步，使各地區參差不齊，其繁復的情形，超過初唐租庸調的系統所能概括。又在安祿山叛變前後，李唐王朝企圖重新掌握局勢的諸種辦法，如“括戶政策”，用募兵創設十個國防區，削藩鎮，成立神策軍，以宦官作監軍，都只有局部的功效，與其官僚制度和立國精神相反，而兩稅制只有一紙通令，更促進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國的出現。

五代十國是一種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稱為軍閥割據。然則軍人注重實際，以部曲管理場院，固然將稅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權的精神主持之，針對各處狀況，也能造成政府與民間的一種聯系。又有唐朝留下來的一套法令，所以趙匡胤雖武人而能自制，又得了趙普這樣的一位賢相，定立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宗旨，就能將一個分裂的帝國，重新湊並攏來。其注重軍事技術與財政組織也成為北宋一貫的作風。

可是在諸事發展順利，統一依計劃完成之際，趙宋王朝也預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後的困難。以中央集權代替地方分權，又重新歸返到官僚的體制，截斷了治理者與被治理者間在各地區中一種自然的聯系，並且各處數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術上更不容易掌握。上面已經說及，中國已展開一種在南方以水運占優勢的經濟體制與社會和一個在北方以畜牧為主的體制與社會。前者過於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數量上的優勢，沒有設想到兩者在歷史上長期的抗衡，可能決定於彼此在時間上和組織上堅韌性的差異。而且補給線的長短，也與戰場上的進出有很大的影響。

這些因素不可能由當事人一眼看得透徹，即使幾十百年之後，整理歷史原始資料的歷史家仍沒有看清。趙匡胤在公元976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傳統“蓋棺論定”的立場看來，也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業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趙匡胤自己的一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廟觀兩廊所陳歷代名將的畫像，當場指示應當“功業始終無瑕”的才配享。因之班超、秦叔寶等23人進升；張飛關羽等22人被退，管仲則特制塑像奉祀。這也與傳統的習慣，總是要哼吟著“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沉湎於一種悲劇的情調才算得有見識的態度完全相反。只是個人的傳記可以蓋棺論定，歷史卻無法蓋棺論定，也沒有功業無瑕的朝代。經過太祖的創業，宋朝的歷史留下了不少似非而是（paradoxical）的現象：一個以軍人為首腦而組成的國家，自始注重國防，偏在軍事上的作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間經濟，也有突出的現象，它卻不能掌握這種優勢。它企圖注重實際，不受抽象的觀念所蒙蔽，而這319年在它領導之下，所產生的特出人物，又偏是哲學家為多。而“學究”首先出現為一種官銜，其成為一種被譏諷的對象，也始自宋朝。我們如何解釋這些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