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

1987年夏天我去哈爾濱參加一個國際明史會議，在我個人講，這也滿足了一段心頭夙願。1946年我去東北，曾到長春，只以未能抵達迄北為憾。這次到黑龍江省，也算是幸運。過去從各種讀物遇到“松花江”和“黃龍府”的名詞，都已經感慨系之。而我們這一代的生活，也始終因九一八沈陽事變而開始其顛簸與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還能看到這地區的安穩和奠定，已經有了一種快慰。而且從鐵路線看下去，很多地區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雜以各種行樹，帶著煙囪的紅色磚房則結構成各式村落，其形態在粗條的模式下有似於歐洲一些國家的情調。哈爾濱市到飛機場汽車道二十多裏兩旁行樹的絕對整齊劃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僅見。據說黑龍江的人口，在抗戰結束時不滿一千萬，今日則已三千三百萬。其中漢民族占96%，所以少數民族縱可能產生局部的問題，在比重上已不屬重要，這種種發展，都證實我所說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

我作這種議論，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漢“沙文主義”（chauvinism）。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之成為一種堅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現代社會的現象。英法的百年戰爭（Hundred Years War）初起時，純系一種朝代國家（dynastic states）間的沖突，直到戰事末期，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s）的情緒才開始擡頭；德意兩國則遲至19世紀才成為現代的國家。中國人之不重視國家主義更是由來有素。《孟子》一書中提到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學者所必讀。傳統的作史者有如《魏書》的執筆者，更指出“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處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種傳奇式的根據，去強調中外一家，間接支持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與合法。而《魏書》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這種傳統之下，今日中國之所謂漢人，本身已是一種歷史上的混成體，除了與少數民族對比，能夠借著他們的特殊性格而顯示其不同外，不能說是自始至終即已保持其血緣上的獨特性。也等於今日之英國人為最先拓殖之土著（Celts）與意大利人（Romans）、丹麥人（Angles）、德國人（Saxons）、法國人（Normans）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一段發展，則是漢多數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在華北長期的武裝沖突。這種沖突並非等閑，對很多人講這不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成仁取義與放棄節操的分歧點，其中也產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跡。他們的奮鬥，絕非由於一時感情沖動，不容後人一筆勾銷。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場，我們卻不能完全保持過去多數民族的觀點，抹殺少數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迄今哈爾濱還有一個中國民族史學會和中國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這原因很簡單，中國境內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來已久，即本文作者及絕大多數讀者也無從有把握的證實自己在血緣上講，其為漢人實系公元2世紀以前之漢，或稱唐人為9世紀以前之唐。其為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成的繼承人，則難於辯駁。

根據以上的立場，我們認為中國國家主義的思想，確定於鴉片戰爭之後。直到外強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我們寫歷史，也要基於這種著想。

這篇文字開始所說及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則是在農業社會與遊牧社會的沖突的時候，初期遊牧民族容易占優勢，大概由於他們的部落組織與軍事動員接近。可是他們戰勝多數民族之後，就容易被漢人同化。因為他們不能以一個流動的組織，去經常管制一個固定的社會。所以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國的國都之後即掠取圖籍、歷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法物鎧仗以及宮嬪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頒布歷日統籌農業生產，以各種儀禮維持官僚集團的體系，以宮廷的富麗繁華去支持一種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與無意之中自動“漢化”。同時在同一面積之下，農業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遊牧的生產方式可比。今日黑龍江有34個少數民族，其人口總數卻只有125萬，也是由於這種自然趨勢的發展之所至。

本書以時間上的連續進展為線索，提到北宋，迎頭就有“澶淵之盟”的一個題目。我寫的既為“大歷史”，而刻下截前斷後的局勢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讀者很少聽見的一個名詞？在這裏我也要指出：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重新檢討歷史，並不是完全忽視歷史中的細微末節。有時這些細微末節間的層次與程序，可以影響到以後的發展至大，不過要經過細密的選擇與斟酌。蔣復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我們這一代在抗戰前後受教育，當日國運如絲最怕中途退讓，有“言和即是漢奸”的說法，對於歷史上的和談也一味支吾規避。在這種情形之下，更使我們不能忘記，直到西方勢力東漸，中國歷史的主題是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間的沖突。因動員即影響雙方的財政與稅收，因此又影響到國家體制與社會狀態。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淵之盟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