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第2/3頁）

和這問題有密切關系而待澄清的，則是有些歷史家把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君主專制，解釋成為一個“封建社會”，極不合理，與宋朝的情形尤其是文不對題。封建著重地方分權。皇室只責成諸侯對中央有一定的貢獻，其采邑內部的處理，由他們自行裁奪，中國的傳統則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處向全民抽稅，我們稱之為“官僚主義”（bureaucratism），這是一種中央集權的特殊辦法，迄今還沒有一部專書，縷列其中各種特征。

我個人長期研究其財政與稅收的情形，則發覺這種體系，包括過廣，下面的單位過於瑣碎，在傳統的交通通信條件之下，官方無法確悉每一納稅人的資產，尤其無法追究其轉買頂當。至於抽累進稅，更是技術上為難的問題。於是只有鼓勵小自耕農各安本業，又竭力防制兼並，更以極低的稅率，扁平的向全國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淺薄，也不能供應法庭審判的費用，於是民法長期間沒有進展，政府則提倡各人自我約束（self-restraint）和對人謙讓（mutual deference）。在行政方面說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講究效率。好在這些個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經典，也為官僚集團成員所誦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長時間歷史的根據。縱算理想與事實不符，只要全體官員將這些原則當作口頭禪，著重其內部之淳樸雷同，也仍可以保存這官僚集團的完整。

可是北宋開國以來，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經和上述的情況發生距離。第一，趙宋王朝之為一個朝代國家，在中國歷史裏最富於競爭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其收入以銀絹和緡錢作基礎，也就是其經理倚賴於民間經濟比較前進而靈活的部門，而把人力及食糧當作次要。第三，其稅收底賬根據五代十國間的數目字，比一般的將稅率提高，同時政府大規模的開礦鑄錢，更使其數目字無法固定，也違反上述簡單均一的原則。

綜合這些條件，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在公元11世紀已經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現代化的壓力。前面也已經說過，宋太宗趙光義時代軍用雨衣和帳篷已經有“好幾萬段”在庫房裏黴爛。《宋史》食貨志又提出神宗趙頊時內殿庫房所積絹32庫都已積滿，更再積羨贏為20庫。如此龐大的物資，實在有以用商業方式管理處置之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讓它和民間的市場交流。而民間商業的組織也可以藉此發展成熟，因之能對政府的財政經理和軍需工業作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持。西歐各國和日本的現代化，也都經過如此的階段。那麽王安石豈不是獨具只眼，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一千年，為什麽他事實上會遇到這麽多的阻折？

在答復這問題之前，我們先要知道所謂現代化，以商業的方式管理，或者說是推行金融經濟，在數目字上管理，都先要具備若幹基本條件。簡言之，則是先要承認私人財產權之堅定性，如此其下層機構內才有能確切加減乘除的公數。這說來容易，可是實行起來等於推行一種新的宗教思想，因為所牽涉的不僅是千萬人的生活，而是他們生活的宗旨。以西歐言，則經過宗教革命、政教分離才能達到這目的。次之私人財產之享用轉讓，也要脫離專制皇權和宗法社會的限制與壟斷，不僅司法要獨立，而且民法也要徹底展開，諸凡婚姻、遺傳、負債，簽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產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處置，不僅法律的條文具在，而且與民間生活習慣也不發生軒輊。北宋期間中書管民，樞密管兵，三司主財，所有重要的數字已經不能對照，而下面則是億萬不識字的農民，社會上又普遍的缺乏中層機構，所以我們也用不著追問他荊國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貞忠謀國，已先可斷言他的籌劃不合實際了。

仔細參考《宋史》裏的敘述，我們也可以窺見新法失敗的情形，譬如“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為一方，內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稅。可是即在畿國的開封府，其測量就產生技術上的問題，有謂“時方時止”，縣內有山林，即無從著手。“免役錢”令百姓一體出錢，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間征發的義務差役，可是鄉民無錢，也等於在農村推行金融經濟，而此時金融在城市裏反不能展開。“市易法”不能集中於批發業務，以致執行者自己成為零售商，到街上去賣果賣冰，甚至“賣梳樸即梳樸貴，賣脂麻則脂麻貴”，為神宗親自譴責。“青苗錢”以常平糴本一千四百萬作本錢，等於農村貸款，春散秋斂，收息二分。但是無銀行主持，缺乏法庭處理貸款的權利義務。有些縣官就將整數交給若幹農民，也不問他們願借與否，只責成他們彼此保證，秋後一體帶利歸還。甚至在執行時，若幹縣份被指摘並未貸款而向農民一體索息。以上各種措施都有廣泛的利用金錢的趨勢，但是新法內的“保甲”及“保馬”又反其道而行，科徭役於納稅人，而以集體負責（group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實際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