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學家（第3/3頁）

（在這裏我們也可以推廣Francis Bacon所說認為現代科學實為不斷的懷疑persistent disbelief之成果。）

而本書曾指出中國的第二帝國（隋唐宋）表現一種開放性格，第三帝國（明清）表現一種收斂性，同時文化的風尚，已開始內向，其實後者思想上的根據，已在理學或道學肇始。

周敦頤曾在北宋神宗時代作中下級地方官，與呂公著、趙抃接近，又受他們推薦。二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顥與王安石口頭沖突而被逐。程頤與蘇軾不合而被流竄，死後被奪官。張載也先得罪王安石，後又與有司議禮不合以疾歸。朱熹之不見容於南宋朝廷，已如上述。即與他同時的陸九淵（時人不以為他是道學家，在《宋史》裏他的傳記獨載於“儒林傳”），也因事被給事中所劾。驟看起來，他們的思想應當在政治上代表一種在野派（opposition party）的傾向，可能掀動一段新思潮。可是實際正因為趙宋在政治經濟與法制之間找不到一個具體的方案，打開出路，這些思想界的領導人物才反而求諸己，希望增強道德。如他們之所謂主靜、主敬、慎獨，以及上述“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都不外傳統“克己復禮”之方式，首先則內向，次之則以他們注釋的經典為萬能，於是造成一種正統的風氣。即朱子之道學問，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證明”他自己過去誦習詩書的信念並無追求真理之決心，與陸九淵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並無實質上的區別。他們雖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體力行，並沒有將他們的言行造成一種思想上的系統，認為這是一切真理的淵藪等情事。

周程朱張的學術思想，長於紀律，短於創造性。因其目的則是韓愈所提倡的“衛道”，所以不能不取防勢。張載所說“吾道自足，何作旁求”已經表示其保守性格，程顥所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蕪，聖明之蔽塞”，仍表示其不能采取主動。所以他們雖構成思想上的一大羅網，其中卻缺乏新門徑和新線索，可以供人發揚。朱熹集諸家之大成，他將人欲構成與天理相對的一個負因素，最值得注意。嚴格言之，則是人類的欲求（desire或craving）與自然法規（natural law）是對立的（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有毛病，所以他對“食色性也”一段添注：“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說亦是。告子卻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甘食悅色，即謂之性也。”這種解釋牽強猶疑，已與他以上作說對立的觀念相沖突）。我們姑不論其正確與否，將人欲與天理對立，即表示意識形態之粗線條，也還是揭櫫著至善與極惡、君子與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難怪當日法制不能展開。朱熹作地方官，就執行“人子不蓄私財”的原則，這也難怪程頤於1086年差判登聞鼓院，辭不就。他的理由是：“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禮。”於此已不經意的表示任司法官較講學的為卑下，而兩者也有互相沖突的可能。

我們不能認為周程朱張應對宋朝的覆亡負責，他們的思想狹義的強調君子與小人之分，抹殺個人的私利觀，卻替以後專制皇權加強統制的基礎，其影響所及，達幾百年。今日中國之民法未盡展開，仍有以道德觀念代替法律的趨向，也不能與宋儒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