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我們教學歷史的人想給初學者若幹指點，使他們能看清今日中國的興衰與過去兩千多年來特殊的人物與事跡，有前後貫穿的關系，可是一提起元朝就不容易著手。剛說原始資料，則《元史》《元典章》和《元史類編》等等，已經給我們志不在作元史專家的透不出氣來。此外蒙古的《黃金史》（Altan Tobshi）（已有漢譯）也要與中國方面的資料對看。而現代學者的專題研究，尚不盡見於中英文，多數的仍為俄法德日文，也不是專家以外如我等敢於隨意涉獵的域境。

過去歷史教學的辦法，或是強調元朝之缺乏文治；或者著重成吉思汗的武功。例如提到前說，我們常聽見蒙古人以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的論調。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即有蒙古皇帝不識漢文，他們自己也由權臣推戴各條。況且他們又分全民為四等，一為蒙古，二為色目（即各色諸目，以中亞腹地突厥回紇黨項各種為主），三為漢人（北方人，包括女真高麗），四為南人。還有按職業分，僧道高於官吏，儒生低於娼妓的說法。而番僧則尊為國師，理財者則又都為聚斂之臣。這樣的說法不是完全不對，但是過於簡化歷史，過於傾向筆記資料，容易由事實而遍近傳聞，終至於失諸謾罵。元朝人之種族觀念，事誠有之。可是劉秉忠、姚樞、許衡以文學侍從之臣替世祖忽必烈創設典章制度，史天澤、董文炳為元朝開國打江山前後數十年，範文虎以宋朝降將征日本又失敗之後仍以中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行政院秘書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可見得漢人並未完全被歧視。即到後期漢人難於在朝中執掌大權，可是在禦史台以監察官的身份糾舉蒙古色目大臣，仍毫不假借，也有實效。而賀惟一做到禦史大夫和左丞相也算是位極人臣（他末年不得善終是元朝朝廷的政治問題，與種族無關）。

如提到蒙古人之武功，誠然也有膾炙人口的故事。成吉思汗和他子孫征服的地區橫跨歐亞，世界歷史裏還沒有第二個如此的帝國足以望其項背。這方面固然是由於13世紀歐亞之間沒有一個有力量的軍事政治組織，足以號召抵禦蒙古人從草原地帶發動的大規模攻勢；一方面也由於他鐵木真的組織天才。當時蒙古的人口，不到兩百萬，但是分成無數的部落，動輒自相廝殺。鐵木真以聯婚拜盟襲擊征服的不同方法將他們歸並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型的龐大軍事機構，於1206年得到各酋領的公認，被加上一個成吉思汗的頭銜，較之希特勒之為日耳曼民族的“領袖”，要早七百多年。

成吉思汗領導之下蒙古全國皆兵。他的兵制，以十為單位成百成千組成，無薪給。各部隊領導官只要有能力，升遷極快，不按年資。兵士極能刻苦耐勞，馬哥孛羅說：“他們之能接受艱苦，世間無匹。他們能夠一而再地幾個月沒有食物全靠牝馬的乳汁和弓箭所獵取的禽獸為生。”又說：“如果在特殊環境之下，他們可以一次馳騁十天不食人間煙火。”如果我們覺得這段文字誇大的話，則《元史》“太祖本紀”裏記另一酋長的故事，也有“中道糧絕，捋羊乳為飲，刺橐駝血為食”的敘述。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隊無大小行李，兵士只帶皮囊盛水，也利用之為渡河的浮囊。他們能在馬背上假眠，必要時晝夜行軍，環境許可就換馬繼續前進。

這樣的兵員組成的部隊，騎術又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嚴格的軍事紀律，更因為當日科技尚沒有產生應付騎兵以密集隊形沖鋒陷陣的對策，也就難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銳不可當了。他們慣用高速度進軍，以數縱隊協調的戰術將敵方包圍。如果敵方堅強抵抗則開始佯退，而乘敵方行動警戒疏忽的時候反攻。成吉思汗不盲目的施行殘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戰之後不惜燒殺以為茲後借著城垣抵抗的敵人作鑒戒，有時極度的殘忍。他也利用“第五縱隊”在敵後散放謠言，並且驅送難民於敵境，使他們先造成恐怖的空氣。但是一到常態恢復，所有殘暴手段立時停止，士兵有犯者處以死刑。

這個13世紀的征服者不著眼於奢侈品物，不留戀於豪華的生活，所以他能夠終其生以征伐為能事。成吉思汗的動機使後人不易猜測。西方的書籍一致傳說他曾對人稱：“人生最大的快慰在於戰勝，在克服敵人，在追逐他們，在奪取他們的資產，使他們所愛者哭泣，騎他們的馬，摟抱他們的妻女。”可是這種恣意的態度與他嚴格的紀律能放能收的禦下辦法很難並存，也和他建立四個汗國的宗旨相違，中國方面的資料無此種記載。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攻占燕京之後，移麾西向滅西遼，再進兵陷花剌子模（Khorezm）（一個突厥人種的王國，在今日蘇聯屬下的中亞），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遊。他的王子及將領進出於裏海以西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經將戰事帶到歐洲。可是成吉思汗席卷河北、山東及山西北部，並沒有消滅遷都於汴京（開封）之金。《元史》說他臨死時遺言假道於宋以伐金。他在1227年再度攻西夏時身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