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順帝（第2/3頁）

自從世祖忽必烈之後，元朝只有一個皇帝，有帶兵作戰的經驗，此即是順帝的祖父後來稱武宗的海山（Kaishan），他在1299年率領元軍到中亞細亞與窩闊台的孫子海都作戰。後者始終不承認忽必烈的元朝為合法，甚至元帝縱是中國的天子，也不是蒙古人的大可汗（詳本書“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末段）。他糾集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後裔，曾一度將兩方之間七十萬的人口驅逐到中國境內。海山鎮漠北之後兩年海都去世，他的聯盟瓦解，海山又繼續執行五年的掃蕩工作，永遠解除了元帝國在西北部所受的威脅，才回上都做皇帝。因之在他手下立戰功者，產生了三位權臣。一是燕帖木兒（El Temür），一是康裏脫脫（Toghto the Kangli），而最後一位則是上述的伯顏（Bayan the Merkid），燕帖木兒和康裏脫脫都是色目人，屬於中亞的突厥語系，而伯顏屬於蔑兒吉氏，雖是蒙古人，不屬於元朝皇室的正統。在1333年武宗早已去世，元朝的皇位也經過很多的周折，可是這時康裏脫脫已經早死，燕帖木兒雖然也參與擁戴順帝，而且將女兒立為順帝的第一任皇後，他自己卻在順帝正式登極前二月去世，再二年之後，他一家全被清算，其中伯顏的力量為多，因此伯顏成為順帝朝中惟一的跋扈權臣。

順帝登極不久，伯顏以太師為右丞相，封秦王（據說那天秦州地震），以後更廢左丞相，自此獨攬相權。德國漢學家Herbert Franke說：“他確定的是反對中國人的，因此他就與年輕的皇帝沖突，而皇帝倒傾向於臣下對中國傳統多少有些關心的蒙古官員。”

可是妥歡貼睦爾十三歲做皇帝，十五歲親眼看到他的皇後被伯顏牽去處死，他的同情和傾向，在他登極首七年之內，也不會發生任何實質上的作用了。

在伯顏主持之下，元朝廢科舉。這種公開的考試制度在元朝本來發軔已遲，直到1315年才第一次舉行，去開國已五十五年，並且其條制將蒙古色目人分為一科，漢人南人另分一科，因此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國的百分之三，其分配名額倒有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並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數例外，一向都是蒙古與色目人包辦。至此連這種考試剛行二十年，也一並停止，以後入仕祿除了少數由學校生員出身之外，就靠父祖的勛績蔭官，或以吏員補官、或以衛士久侍近闥升官了。

伯顏又以漢人造反，重申漢人高麗人及南人不得執兵器之禁。《元史》說他曾提議殺張、王、劉、李、趙五姓人，讀來好像不近情理。可是他又確曾以順帝名義下詔：“汝寧棒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皆系漢人。漢人有官於省、台、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拘捕之法以聞。”而更不合理的，則是他又禁漢人學習蒙古文及色目文。一方面元朝法律有明文規定：凡五品官以上所進表章都要以蒙古文為正本，漢文為副本。

伯顏於1340年敗後，他好多措施都被放棄，譬如科舉又已恢復。只是有些原有種族上不平等的法令，依然存在，例如“諸蒙古人與漢人爭，毆漢人，漢人勿還報，許訴於有司”。又如“諸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漢人死者，斷罰出征，並全征燒埋銀”。這類條文與元朝及順帝全始終。我們今日提出這些文件，也不專在替漢人鳴不平（因為鳴不平沒有濃厚的歷史意義），而是指出元朝人不明了中國官僚組織的真性格，因此也不明了他們自己所作所為的真實意義。

從長遠看來，要是蒙古人決定了他們自己統治者的地位和色目人的次要地位，都應長久地保持，有如世襲的階級（caste system），則他們的政治體系也應當構成“封建”（feudal）形態。這也就是說，自始就以地方分權的辦法，聽任宗室王子主持他們采邑內部各種民事刑事，王室只要求他們供應軍事上的人員馬匹，並且按時進貢，然後各采邑才能徹底地舉行次層的封建（subinfeudation），這樣才能將全社會構成一個金字塔的模樣，全民都有尊卑長幼的序次，而且通過遺傳，永不更動。更之地產也要與政權不相劃分，經理人員則為武士，如此才能防制社會的流動性搖撼全部體制。同時享有特權者，也各有他們在社會裏固定的功能（function）。日耳曼之部落在中世紀以前征服西歐時，就用這種體制，產生了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且維持好幾百年。可是事實上忽必烈的組織系統，又采取中央集權制，不僅地方政府分為路、府、州、縣，官員由大都委任，而且再由中央政府派出行中書省、行樞密院和行禦史台。《元史》裏面的“百官志”，名目浩繁，共有文散官四十二階武散官三十四階，依原則各官按品級都能互相交替，甚至“投下”（貴族的食邑）也由中央政府設官分職的看管，佛教的寺院則成了貴族出納款項的銀行。於是食祿的貴族全無責任，反因他們利藪之所在，開傾軋爭奪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