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順帝（第3/3頁）

蒙古人傾向實際，不耐心於中國傳統政治的道德觀念和抽象原則。殊不知官僚政治雖有無數矯揉偽飾的地方，其提倡對自身的約束和對人的揖讓卻並不是全部做作。並且這種道德觀念確是各人衷心奉行，或者只成為社會上的一種壓力沒有實際的區別。在當日無法將億萬軍民個別的管理得全無差錯的時候，這些抽象原則之精神上的力量仍不可忽視。最低限度它們維持官僚體制上邏輯的完整，間接培植著民間對朝代的信心。一般說來，蒙古人不能體會到這種文化上的因素是一種行政的工具；語言上的隔閡，無疑的有決定性的影響。即算對儒家思想最為崇重的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Ayurbarwada）一朝也不過由皇帝的命令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和《資治通鑒》譯為蒙古文。以雙方心理上和社會習慣上的距離之大，其隔閡不能因此彌補，當時漢人留下很多蒙古人不通文墨、他們不屑與之為伍的紀錄。其實官僚不能朗誦詩書，皇帝的聖旨以俚語抄傳，本身不一定成為行政上的差錯，但是集體的講則是這些因素在中國特殊的環境裏，構成統治者不能贏得被統治者自動合作的關鍵之所在，伯顏不過將這鴻溝更加顯明的公諸眾覽而已。

中國的好幾個朝代，都有“中興”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軍制和財政稅收，到中期已失時效，中興需要一番掙紮，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過社會的中層〔中國作家強調“士大夫”，外國作家則指名為“紳士階級”（gentryclass）〕才能透入到基層機構的民間裏去，這時候不是朝廷的一紙通令可以達到目的，也不是全靠軍事行動所能生效，民間對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這裏我們也可以斷言蒙古人的元朝沒有通這一關。要不是過去的紀錄太壞，人心離散的話，順帝這一朝，有脫脫（此是伯顏之侄非康裏脫脫）的領導力量，修遼金宋三史，修賈魯河，使黃河入故道，又有擴廓帖木兒（Köke Temür）的軍事領導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國珍降伏，恢復海運，看樣子並不是全無中興的希望。

順帝朝覆亡的近因，由於財政破產，政府所發的紙幣貶值，災荒時無法適時救濟。1351年農民叛變，延及今日的安徽河南湖北各處，將南北的交通截斷，於是鹽徒張士誠乘機占領東南產米的地區，海盜方國珍則阻止了向北的海運。元軍能作戰的只有孛羅帖木兒（bolod Temür）和擴廓帖木兒。後者原名為王保保，因他姑父察罕帖木兒（Caqhan Temür）作義子才取蒙古姓名。這時候元軍也就是就地招羅人馬、餉饋士卒、收納叛軍。孛羅和察罕又因爭山西的地盤內訌而動幹戈。那原來以強悍著稱的蒙古騎兵和探馬赤軍（蒙古以外的人種所組織）這時何在？一個最簡捷的答復，則是幾十年來，他們只有特權，沒有經常的功用，大部人員脫籍改行，所存在隊伍也多虛籍，而且餉項也沒有經常的供應，不僅中國的腹地如此，內外蒙古的根據地也一時動員不起來。一個顯著的例子，則是農民軍有一支其領導人稱為“關先生”者，以遊擊的方式，先攻保定不下，就西向取大同，又出塞占領上都，“焚官闕，留七日”，後來更入東北，至遼陽涉高麗，再折回又威脅上都，最後才給孛羅帖木耳擊降，可是如入無人之境已六年。

元朝最後十年內，宮廷多陰謀，能作戰的將領則被處死，也和多數民族所主持之朝代的覆亡如出一轍，最後只剩了一個擴廓帖木兒（他的名字意為青鐵），朱元璋也稱他為“奇男子”，可是為時已晚，只能隨著“北元”的流亡政府效忠於塞外。

中國的“第二帝國”經過北魏北齊北周和隋的經始，有了唐朝的發揚光大，又經過五代十國的地方分權，和宋之再統一。元朝的試驗，又沒有產生任何積極性的結果。等到朱元璋組織明朝時，他一方面好像行動自由，全帝國由他擺布；一方面他的視界也仍受近千年來歷史衍進的限制，因之他的作為，也仍無法超時代的發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