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軍校生活的回憶

我於1938年夏天在漢口考入中央軍校。受著當日戰時交通情形的擺布，我們在揭榜後即乘江輪赴宜昌“待命”，住在一所破廟裏一住就是三個月。等到有航行於長江三峽間的輪船接我們去重慶，已是十二月初。這時武漢失守，長沙大火，廣州撤退和汪精衛發表“艷電”，向日本投降，都已先後發生。從西安寶雞投考的同學則早已在成都。我們又行軍三日而抵銅梁，開始換上了棉布軍裝，等候由浙江金華考取的另一批同學到達，編成十六期第一總隊，才於1938年底之前浩浩蕩蕩的行軍去成都。自此原有成都分校改稱總校。十四期二總隊、十五期一總隊、十六期一總隊和三總隊都是在成都首先集中受訓的學生總隊。十六·一於1939年元旦入伍開學，1940年聖誕日畢業，當中無寒假暑假，受訓期間差六天兩整年。

進軍校第一樁大事即是“剃和尚頭”，所有青春美發盡卷入地上塵埃。當時倒沒有覺得：即是年輕男子，頭發乃為各個人形貌上顯著的特點。大家都剃和尚頭，只有使個人的色彩更為收斂，隊伍間的集體性格更為濃厚了。戰時軍校學生大部只有初中程度，高中畢業已不可多得。每一隊（相當於連）裏間常也有一兩個或兩三個大學輟學的學生和在憲兵裏當過兵的軍士。十六·一也有幾個國軍高級將領的子弟。初時各人的年齡籍貫與背景還分別得顯然。受訓期間每一個鐘頭甚至每一分鐘大家都做同一樣的事。自早上用冷水洗臉刷牙到晚上點名解散後吹熄燈號前十五分鐘打開鋪蓋就寢，無不如此，更用不著說日中的學科和術科了。所以訓練進程開始後只幾個星期，學生們都已經在眾生平等的集體生活之下混成一片，軍校的傳統也只要求全體學生達到同一的“進度”。比如說受訓六個月後器械體操的一部分都要做到鐵杠上“立臂上”和木馬上的“並腿跳”。學校裏不倡導學生個人間在任何方面的競爭。我們沒有籃球和足球的設備，軍校雖有一年一度的體育會，但其競技不被重視。

軍校學生每人發有呢制服一套，皮鞋一雙。這樣的“外出服”並白手套只供星期天在校本部做紀念周及特殊節日閱兵典禮之用。平日我們穿士兵衣服。白內衣內褲，夏天黃色布制服，冬天藍色棉制服，足纏綁腿，腳穿布襪草鞋。受訓期間前六個月我們是“入伍生”，等於國軍中的上等兵，月餉十元五角，食米由公家發給，“副食”則在餉項裏扣除。入伍期滿升為學生，才有資格帶“軍校學生”的搪瓷領章，同國軍中士待遇，月餉十二元五角。當我們剛開始受訓的時候，法幣的購買力還和戰前不相上下。所謂“副食”，間常有肉類。早餐稀飯之外，也還有一小碟的花生米或醬菜。不到半年法幣貶值，我們的夥食也每下愈況。雖然餉項之外又加“副食費”，而且一再調整，到畢業前夕，白米飯之外只有一碟清水煮豆芽或蘿蔔，裏面如有幾點植物油的痕跡已算是上品了。可是與後來下部隊當下級軍官一比，則成都軍校吃白米飯的生活又屬特殊待遇。

我們的組織與訓練，盡量的模仿日本與德國體制。分科後我入步兵隊，有絕對充分的時間使自己嫻習步兵基本技術如射擊與劈刺，又將輕重機關槍拆為零件再湊集成槍，用圓鍬十字鎬掘成散兵坑等等。我對劈刺一科特別有興趣。因為在高中的時候，看過雷馬克所著《西線無戰事》（Nichts neues im west），內中說到肉搏時刺刀插進肋骨裏的情事，讀來既膽戰心驚，也不知道“他日我如此”是如何一段滋味。上劈刺課目時頭戴面具，有針縫極緊湊上具皮質的“護肩”與“護胸”，木質長槍則代步槍上加刺刀。原來對敵時仍能引用各種技巧，例如以自己身體的側面對當敵人的正面，先把握住自己所立腳的三角據點，佯動的重要超過主動，看破敵兵的弱點才乘隙而入，突擊開始又要做得“氣刀體一致”，一來全來。如此技術上的細節是否有實用的價值，我無法知悉。我畢業之後雖然有一次在越南北部作便衣斥候，在老街看到過日本兵，又在緬甸前線於叢林中與敵兵相去不遠，卻從來沒有看到和聽到白刃戰的真情實事。可是成都的劈刺訓練確也給我壯了膽，預想即有敵兵拖槍持刀殺來，雖說體力不勝，我還有幾分招架之方，不致立即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劈刺教官系日本留學生，所有訓練的裝具也仿日本制。卻料不到幾十年後我在研究明史時看到戚繼光所著書，內中早已將白刃戰的精義解釋得明白，有如我們的“分解動作”，他已提出為“起·當·止”。我們所說“佯動”，他則已在書中明白寫出：“千言萬語，只是哄他過來。”其他細節也無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