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田漢

1988年9月漢城奧運比賽的時候，如果遇到中國大陸的選手得冠軍，依例樂隊必會演奏《義勇軍進行曲》。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討論其為真國歌或偽國歌，我倒是要提醒半個世紀以前和我們一起在國軍穿草鞋的朋友，這是一個不容易忘記的曲調，在中共取用為國歌之前，早經國軍選用為標準軍歌之一；我們在成都草堂寺青羊宮做軍官的年代也唱過不知多少次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其音節勁拔鏗鏘，至今聽來還令人想念當日抗戰時的氣魄。我個人對這曲調更多一重感慨系之的成分，因為其歌詞作者為田漢，當日我稱之為田伯伯。

身為共產黨卻在國軍中得人緣

距今恰好五十年前的1938年，我曾在長沙一份由蔣壽世所舉辦的《抗戰日報》工作過三個多月，報社的社長就是田漢。但他那時候已去武漢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任三廳六處少將處長，編輯的事則落在廖沫沙身上，田和廖都是國民黨時代在大陸坐過牢，而日後在中共時代更飽嘗鐵窗風味的人物。沫沙兄得慶虎口余生，去年我還在北京看到他。田伯伯則於1968年死在秦城獄中。

我見到他們的時候，並不知道他們已是共產黨黨員，只知道他們是左翼作家；雖然如此，田漢因為在軍委會的工作而結識了不少國軍高級將領，前副總統陳誠將軍，和他私人就可算是莫逆交。他也和後來在國共內戰時，國軍的名將杜聿明、鄭洞國、張發奎等人交往甚深。我和田漢的兒子田海男（當時名為陳惟楚）同時於軍校畢業後，為了要得到軍校的分發令，就由海男持著他父親的親筆信，去見當年上海戰事爆發時與田漢交往頗為密切的教育長孫元良將軍。經由田漢的關系，我和海男被派往國軍十四師擔任排長，而當時十四師的師長闕漢騫將軍也是田漢的好友之一。我們在十四師當排長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設法請調到駐印單位服務，駐節在蘭伽，田伯伯仍然從旁關照。

國軍第十四師按建制隸屬第五十四軍，前軍長陳烈，死後葬於南嶽絡絲潭。至今墓旁石崖上還刻著由田漢撰擬，一丈多高的一首詩：

粵北剛聞虎將名，秋風白馬又南征。

豈因煙瘴消英氣？長向光明作鬥爭！

清血奈何無藥石？埋忠差幸有佳城！

絡絲日夜奔雷走，猶作翁源殺敵聲。

為什麽田漢身為共產黨人會在國軍裏如此深得人緣？我希望讀者在這篇文字裏可以逐步找到解答。在這裏我所要提出的則是對他的愛慕並及於當日國軍的特務人員。

1941年間，某次田海男和我在廣西金城江候車時遇到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的一位幹部，海男支吾其詞，想要遮掩他與田漢的關系，卻早為對方識破。但這位特務先生不僅幫我們找到車位，還要海男代向他父親問候。

從另一方面講，即使與田漢接近有如我者，也沒有和他的思想一致。1950年間田伯伯認為我長期留居美國“甚為可慮”，因此寫信給我妹妹粹存，要她來信轉告我這四個字：而我也因為這樣結束了和田漢一生的接觸。

曾對蔣介石有過一段英雄崇拜

根據在大陸親近田漢的人事後回憶，田漢死前雖曾寫過若幹“反美蔣”的文字，可是名義上他最大的“罪行”仍是1927年曾在南京國民政府總政治部做過顧問，此事距離文化大革命已有四十年。從他留下的《我們的自己批判》（1930年）一文看來，他確實曾對蔣介石先生有過一段英雄崇拜（他還在文字裏以英文加注heroic），相信蔣先生是“國民黨的文天祥、陸秀夫”。

另外，他從日本旅行回來，因遇到蔣先生下野，當時他寫過“於是我也隨著我們的總司令下野了，雖說從來不曾見過總司令”的話。而且，田漢早年接近國民政府，也曾受到當日很多左翼朋友的反對與指摘：其中包括不少在日本的朋友，只有谷崎潤一郎對他稍示同情。這些人在中共文革時，對田漢的命運也有一定的影響。

田漢死後，我蒙田海男贈《田漢文集》一套，共十六冊。曾前前後後沒有系統地翻閱過不知道多少次了。此時看書的心得，只證實我前半生所得的印象——田漢在政治上是外行。他除了滿腔澎湃的愛國情懷和傳統的打抱不平俠義心腸外，他的政治思想並沒有一貫的系統，他對時局的意見，也多系人雲亦雲。倒也因為如此，田伯伯是一個容易接近，容易與他肝膽相照的人物。

我上中學的時候，國內由五卅慘案和北伐所掀起的民族情緒，已經平息。可是幾年前的文學作品如由郭沫若、田漢、郁達夫、張資平等人創辦的創造社所出版的一些注重新文學的刊物，仍是我們年輕人愛不釋手的精神食糧，當中也只有兩位作家頂能夠將革命時代的浪漫性格發揚到最高峰，此即田漢與郭沫若。其實這也不難理解，他們年輕時彼此就曾以中國的席勒和歌德相標榜。到了1930年間郭沫若只在福岡研究他的甲骨文，田漢則在上海主持南國社；又透過聯華公司和電通公司將他的作品以電影的形式傳達於廣泛的群眾，例如“義勇軍進行曲”就是《風雲兒女》影片中的主題歌。由於電影的傳播力廣大，因此更引起當時的青年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