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軍校生活的回憶（第2/3頁）

我們所學的戰術，以了解團以下的攻擊防禦遭遇戰追擊退卻各項原則為目的。多少年之後我才發覺當日全世界基本的兵學都有歸納於標準化的趨向。我們的操典與教範大概由日本的原本翻譯過來。當德國顧問在南京的時候又經過他們一度的訂正。可是日本陸軍的技術傳統，也仍以德國的經驗為藍本。即美國的情形亦然。所以後來我們翻閱各國的操典與教範，內中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鼓勵各級幹部爭取主動，即同有“不為與遲疑可能產生不良之後果，有時較方法錯誤為尤甚”的辭句。又講到下命令時要想象受令者了解之程度，可是又不能和他們說理由，也是彼此一致。並且文句上看來有出於一源之可能。我於抗戰勝利之後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更發現凡是三個營的步兵團展開時基本戰術大致相同。縱說美軍已用一○五和一五五的榴彈炮和加農炮作標準武器，又用輕戰車搜索，還是不整個改變其後面最緊要之基本原則。所以在圖上作業的時候中國的軍官學生一般不比美國學生差，只是1946年美國軍事教學已在進行有系統的收納第二次大戰的經驗，今日又近半個世紀，我也在學書不成則學劍，學劍無用又學書的過程中再未重溫舊課，只能想象以最近科技的進步，當日之所學已早是斲觴濫調了。

說來也難能令人相信，軍校裏政治思想的訓練凡是彰名較著做去的一部分十九無效，學生稱之為“賣膏藥”，因為其自稱萬應靈方實際不值半文錢也。有效的一部分，倒是不意之中得之。我們入伍不久之後集體宣誓成為國民黨黨員，軍校的校歌也仍然是1924年以來的“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每一周或二周，我們也有黨的小組討論。通常的情形我們只坐在樹林中亂談天，等到政治指導員或區隊長走近視察我們的時候，大家才拿著油印的指導綱領假作正經，言歸正傳。當日國民黨已存在著困難：一個業已奪取政權並且又主持一黨專政的政黨，很多高級幹部又在做大官，就很難照舊支持革命時期的意識形態了。至於抗戰期間同仇敵愾的精神倒是不待教誨，早已俱在。而且傳統的忠君愛國的思想也仍貫穿著流露在軍校師生言行之中。我們稱蔣委員長為“校長”，提及校長時說者和聽者都立正致敬，倒並不是矯揉造作。一方面出於英雄崇拜，一方面也因為有了黃埔及中央軍校等名目，我們有一種集體的自居作用group identification。我們既為十六期，自此十五期以上的畢業生都為“老大哥”，十七期以下盡屬“小老弟”，與軍校組織無關，只是一種社會習慣。1944年我在緬甸密支那以新一軍上尉參謀的身份在前線觀察，新三十師師長胡素將軍乃是黃埔一期出身，他稱自己的幕僚為“項參謀”和“李參謀”，而始終以“小老弟”稱我。在他心目中，我們雖階級懸殊，指揮系統上不相屬，只好以前後“校友”的關系作主了。

成都軍校仍保持南京撤退以來的七五野炮八門，山炮四門，各色騾馬百余。凡閱兵的時候軍樂鏗鏘，我們又在鋼盔上塗油，戴白手套，各兵科都表示專長，步兵隊則“走正步”，西方人稱之為“鵝腳步”（goose steps）。通常常步為每分鐘一百七十步，走起正步來只有每分鐘一百一十四步，真是“一腳踢上半天雲裏”。然後幾百雙帶鐵釘的皮鞋從天而降，在水泥道上發出響亮的刷刷之聲，絕對的整齊劃一，觀者無不斂容。可是也因為如此，成都軍校的作風受過不少的批判。抗戰既入後期，我們的征兵派餉都走到極端的困境，更用不著說交通通信的維持與器械的補充，相形之下成都之一切無非粉飾太平。戰後塗克門女士（Barbara W. Tuchman）即根據美國觀察人員的報告對軍校有特別的抨擊（見所著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紙面本四二六頁）。我們畢業生一下部隊也發覺士兵談不上訓練。我們只要他們不在淫雨與瘧疾威脅之下被拖倒病死，較狡猾的軍士不把機關槍黑夜偷出賣與土匪，已屬萬幸。對過去花在成都兩年的時間所學是另一世界，所處是另一世紀，既然學非所用，而對實際的問題則毫無準備，也不能沒有埋怨與反感。

只是今日五十年後，我從教學歷史的立場對上述的情事又有不同的看法。背景上中國最大的問題則是整個國家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傳統政治的作風無非在上端造成一個理想的標準希望下級仿效。自有《周禮》以來，以道德代替法律，以儀禮代替行政，也屬上述體制。要不是組織上有此毛病，也不致引起日本人之入侵。本來國民黨和蔣先生已替新中國造成一個高層機構，可是仍然缺乏符合時代需要的下層機構，縱有各種理想，仍然透不進基層裏去。於是也只好照傳統的辦法，軍校雖學外國先進，也在不意之間造成了一個理想的標準。假裝門面不說，此非人謀不臧，歷史之發展使然也（中共在延安的教學能針對實際，乃因他們有了我們的高層機構作擋箭牌，才能專注重於下層機構）。同時雖在抗戰期間，我們的上層機構尚未做得完善。蔣先生日理萬機，仍以“校長”的身份，每年抽出一兩次的時間來成都與學生訓話。可是四川的政情不穩，他又自兼四川主席，在重慶的中央大學學生鬧風潮，他也自兼中大校長。要是他是獨裁者，其獨裁已非主動。而有些像明朝的張居正一樣，自謂本身“不復為己有”（張居正也是蔣先生所崇拜歷史人物之一），實際上在遷就下層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