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歷史（第2/5頁）

筆者於中國駐印軍在緬甸作戰時，曾以前線觀察員的身份（每日以鄭副總指揮洞國的名義向重慶和昆明提出報告）隨孫將軍的司令部進出戰場，前後一年半，不僅曾親自看到孫將軍指揮作戰的情形，也和他的幕僚及下級幹部相當熟悉。早就知道孫將軍一生以嶽武穆的“盡忠報國”自勉，又能與士卒共甘苦，豪俠好士，不蓄私財。他了解美國人的脾氣，能夠以直接的辦法對付他們，又有不媚外求榮的性格。《史迪威文件》裏尚有他和史爭辯的記載。史之參謀長柏德諾（Brigadier-General Haydon L. Boatner）盛氣淩人，動輒欺負中國將領，只有孫立人才能使之稍有檢束。可是出類拔萃的孫將軍卻不是中國軍官學校畢業的，而是一個美國留學生，就不免在講派系的國軍裏面受排擠。他的效率與聲望愈高，愈被嫉妒。因之他的美國背景反成為一個事業上的障礙。我在《萬歷十五年》書中寫出在明朝萬歷年間張居正和戚繼光沒有造反的證據，卻有造反的能力，終被清算。孫立人被軟禁幾十年，也出於這種官僚政治之邏輯。

率直的說來，中國在1930年間或1950年間，去明朝的社會形態仍未遠。國軍雖在若幹條件下具有現代形貌，實際仍是社會上的一種遊體（Foreign body）。在這種條件之下，軍隊的統禦、經理不能不受舊式社會環境的限制。

我們在國軍做下級軍官的時候，在內地從一個縣的東端行軍到一個縣的西端，可以看不見一條公路、一輛腳踏車、一具民用電話、一個籃球場、一張報紙，或是一個醫療所。而觸眼的盡是“王氏宗祠”、“李氏家祠”，以及“松柏惟貞”的節婦牌坊，此外還有傳統好官墓前歌功頌德的“神道碑”，再不然則是“學人及第”和“文魁”榮譽牌匾。後來學歷史，才領會到傳統政治的結構，不憑經濟與法治的力量，而大部分靠“尊卑、男女、長幼”的組織體系。眼睛看不到的，則是編排保甲的潛在勢力以及鄉紳農民自己彼此間放債收租，及於遠親近鄰等等微細末節。所以這些人文因素不是太抽象，就是太瑣碎，都無法改造為新社會的基礎，也無法取締禁革。而且自1905年停止科舉考試以來，上層與下層完全脫節。這時候也難怪軍閥割據。因為過渡期間只有私人軍事力量才能填補此中缺陷。而這種私人軍事力量卻很難在一兩個省區之外有效。以上也是北伐完成，蔣介石登場的概況。

張學良將軍的《懺悔錄》最近重印，給我們一種機會檢閱“西安事變”前的情形。東北軍與共軍作戰，一個師長陣亡，另一個師長拒降死，張即感到咎在己身，從此也可以看出統帥權的基礎仍是私人關系和私人情感，李杜準備回東北號召抗日舊部，也由張自己決策贊成，自己出錢資助，這種以私為公的辦法，也可以轉變之為以公為私，因為權力與義務在這種情形之下總是可以對流。同樣的情形，我們也可以看出雖有他之請求，蔣先生不讓他主持侍從室的邏輯。張和東北軍之關系既如此明顯，則一朝被任命為侍從室主任，參與中樞人事任命機密，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彈冠相慶，而多數人意態怏怏，甚至頓生疑懼。因為蔣所對付的除了東北軍之外，尚有西北軍、桂系、粵系、雲南、四川、福建、湖南的部隊，以及他自己的黃埔嫡系。這種情形不是任何人的過失，而是社會環境使然。

孫立人將軍重獲自由之後所作公開談話，把1930年至1940年間的情形敘述得更清楚，一個在美國V. M. I．（弗吉尼亞軍校）畢業的軍官學生，回國之後沒有一個國家的機構去安插他，竟麻煩他自己四面八方的去找事，起先在方鼎英、閻錫山下面奔走之後好容易找到日後主持中國正統的黨中央，也仍不是正規部隊，而是這樣與那樣的雜牌。總算孫將軍人緣好，“八一三”負傷之後有黃傑將軍接濟他。（“只要我有飯吃，孫立人也有飯吃。”）又有宋子安先生接他到香港療傷，怪不得孫將軍至今還惦念使他沾過光的人士，同時他更感到團體單位的重要，甚至責備清華校友不能互相照顧，以致受人欺負。可是他自己又一本忠忱，仍鼓勵子女上清華而不入台大。

所以他們兩位將軍提出的問題，不能專就道德的立場解釋。我們只能說傳統的辦法以道德代替法律已不適用於20世紀的社會。在這前提之下，我提議以研究歷史的立場，將以上情事重新考慮，作一種新的解釋。這種解釋，可能與當事人的觀感完全不同，而且需要將中國歷史提高到一個不同的境界。

過去約二十年我有一個機會，將中國兩千年的歷史，拿出來重新考慮。現在看來，這朝代歷史之中，秦漢可稱“第一帝國”，隋唐宋可稱“第二帝國”，明清可稱“第三帝國”。其分析的節目，有專文專書在各處發表，所根據的重點則是財政措施，顯而易見的則是第二帝國的財政稅收有擴張性，第三帝國帶收縮性，當中百年不到的元朝，只形成一個過渡階段。明朝之創始到清朝之覆亡一共五百四十三年，這社會的組織至此照中國傳統已經需要改組。原因是法制過於簡陋，稅收過於短少，人口增加過度，土地所有的紀錄不符現狀。從以前的事例看來，更換朝代，必有一番劇烈的波動，而在大帝國更換朝代時波動所影響的幅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