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歷史（第3/5頁）

並且從世界局勢看來，近五百年來所有現代國家也都經過一段改組，或正待作類似的改組。這種改組的宗旨究竟是資本主義的性質抑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已不復成為爭論的要點。現在從學理以及事實上發展的趨勢看來，乃是趨向亞當·斯密所說從一個農業社會管制的方式進入商業社會管制的方式。考諸先進國家的成例，這種改革，必定經歷各種險阻艱辛，苦難重重，而且費日持久。因為其超過個人人身經驗，當事人雖被迫參與其程序，不一定能看清其性質。我也將這種理論，前後作為論文，以中英文在紐約、台北、香港、上海、北京各處發表。

這樣的文字能被普遍的接受，則是經過幾十年的混亂，中國的改革已上軌道，台灣已漸采取商業體制，也大致用數目字管理。大陸雖步後塵，可是經過一番挫折後也已適時地改變方向。在這時候我們檢討張學良和孫立人事件，最先即要承認這兩事件都是大歷史轉動中的一種環節，有中國的長期革命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在後面作背景，總之就發生於人類歷史經驗領域中的一個極不正常的時代。

前述《時代雜志》的白修德在他的所著書《雷霆後之中國》（Thunder out of China, 1946）提到國軍的一章，劈頭就說出第一次歐戰時，德國參謀本部派往奧匈帝國的聯絡官，看到奧國軍隊的情形，立即向國內報告：“我們與僵屍結盟。”有了這樣的開場白，作者即說出第二次大戰時，美國以中國軍隊為同盟軍，其情形類似。

奧國的軍隊在德國人的眼裏看來沒有生氣，一如抗戰四年後的國軍在美國人的眼裏一樣。這種說法，只極端簡化著表面上的一種粗淺現象，而完全忽視後面的背景。奧匈帝國以一個跨地過廣的專制皇權雖掙紮已臨末日，而中國則是從一個已經崩潰的舊帝國之灰燼中企圖建立新秩序。我相信很多中外人士都沒法想象到，動員一個三百萬人以上的武裝部隊，希望在一個統一的軍令之下和一個優勢的強敵作持久戰，為中國幾千年歷史所沒有的經驗，而在七七抗戰創始。這時民間之組織可支援這種大事業的機構也十九落空，因之其前後動員的程序已經不是人力可以完全掌握，很多情形之下要經過群眾運動在歷史中找到出路，例如前述國軍之編成，首自軍閥割據。這當然不如理想，可是即使今日任何人縱有機會重新創造歷史，也無法提出一個替代的方案超越這種程序，無中生有的造出一個三百萬人的部隊。既然如此，則國軍統帥權之掌握使用，不能不為當日過渡期間的社會條件所左右，所以縱非尊卑男女長幼也仍是人身政治。

蔣介石在這時候苦心孤詣所構成的則是一個新的高層機構（superstructure）。他惟一的本錢即是所謂黃埔嫡系。一般人之心目中，總以為前期黃埔畢業生，在蔣家天下成為天之驕子，在人員與給養的分配以及戰鬥任務的分派和升官發財的門徑都比旁人占先（而有些情形之下也確如此），可是外界人士還不知悉的則是很多黃埔嫡系的高級將領尚是怨聲載道，因為他們的校長，責勉他們為革命軍人，常常給他們以人所不堪的遣派和責備。其嫡系的怨望既如此，其他雜牌的情形可想而知。

這時候一個理想的解決方式則是低層機構（infrastructure）已先有一番改革，於是人員與物資的征集公平合理，補充既裕如，則一切都可以標準化，各部隊都能造成一個可以互相交換（interchangeable）的局面，因之也無須注重東北軍與西北軍的區別，黃埔與非黃埔的區別，甚至西點與弗吉尼亞的區別。

蔣介石為什麽不采取這種步驟？一個與之相似的問題則是：為什麽蔣介石不改革農村，爭取群眾？

三十年之前提出此種問題還講得通。今日有人再提出此種問題，則可以謂之為蒙昧無知。最簡單的說來，中國土地問題與財政稅收問題自明太祖以來未曾經過全面檢討徹底翻修，已五百多年於茲。上面所說第三帝國本來就應該改組，症結在此。今人如果再提出以上問題，倒不如說：“為什麽蔣介石不做毛澤東？”我們也可以說縱是蔣願做此事，則中國還要另外尋覓一個蔣介石，去對付當前的大敵獲得國際的支援。中共的土地改革，大半靠中原鼎沸乾坤顛倒的情形之下執行之。同時毛澤東利用國民黨之高層機構使他的工作和外界完全隔絕。中共迄至1949年也不組織自己的高層機構，所有軍隊的戰鬥序列全靠無線電聯絡，除了油印報紙之外，連城市文化也不要，只如此尚要鼓動村民造反，犧牲了三百萬到五百萬人命〔根據法國武官紀業馬將軍（Brig. Gen. Jacques Guillermaz）等估計〕，才算進入了農村，完成了所謂改革。所以即使沒有思想上的沖突，從技術上講，制造一種高層機構與翻轉低層機構已只能各立陣營，分道揚鑣。這種情形也可以引起我們想到中國內戰無可避免。（中共去年發表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說明抗戰期間，中國軍民死傷二千一百萬以上，內中共軍“戰指員”傷亡六十萬，“敵後解放區”人民群眾傷亡六百萬，其他則未分析，詳《年表》頁一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