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歷史（第4/5頁）

蔣介石最被職業軍人指責的，一為抗戰初期將國軍精銳犧牲於淞滬地區，在戰略上無所收獲；一為他喜歡遙制部隊，有時候直接指揮，下及師與團的配備。很多將領對他隨從參謀皮宗敢少將的聲音應當非常熟悉，在重慶時皮常以長途電話傳達蔣委員長的命令至各部隊之陣地的部署。這兩點也最為史迪威將軍所指摘，第一次緬甸戰役，蔣派他為總指揮，又直接指揮杜聿明和羅卓英。1944年的湘桂戰役，也是蔣直接指揮的。

史說他在湖南“甩掉了三十萬人”，而他自己需要一萬補充兵去取代緬甸戰場之死傷，雖力竭聲嘶還達不到目的，這是他最不能忍耐的地方。（史迪威很少提到中國官吏之腐化，公開提及國民政府之貪汙者為國務院官員及與蔣委員長相處甚得之魏德邁。）（又以上史的指摘見《史迪威文件》頁三三二）

如果我們純粹的站在軍事科學的立場，只能幹脆地說史迪威對，蔣介石不對。可是現在我既提及大歷史，也就是從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看歷史，則只能先擺開一個古老的帝國，五百年缺乏改革，一朝傾覆，要從斷瓦碎楹間找材料重建規模的艱苦場面。這時候我們還要責備當事人行事是否符合科學原則未免太苛。既考究他對人命與物力之投入是否考慮周詳，也應當不離開上述大歷史的一種場面。這也就是說軍事無法脫離政治。

今日時過境遷，我們可以簡概地說出，1937年中國之對日抗戰不僅物質條件欠缺，而且組織的能力也不夠。縣以下既是無數村落間的小單位，除了幾個通商口岸之外，縣以上應有的現代機構一般也都不存在。民間既如是，軍隊與官衙的行動與運轉必受其影響。所以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派黃郛和何應欽與日本交涉，總是提倡忍辱負重。戰事一開，他又將一切謹慎，擲諸化外，而以士氣人心代替組織與效率。其不惜犧牲，有如將原來儲備下士官的教導總隊一體投入戰場，事前向他們訓話，囑他們個個必死（而教導總隊的死事也極慘烈）。此時他可能過度受日本教育之影響，也可能估計錯誤，但是他的目的，將一個局部的戰爭（日本人的著眼）拖成一個全面的抗戰，使無人可以規避，並且終拖成一個國際戰事的目的卻已達到，中國也賴此得到最後勝利。凡此都不是軍事教科書之所敘及。

蔣介石很可能有軍事天才的優越感，他也很可能自具創造奇跡的信心，這些情形要待替他作傳記的人仔細分析解剖。我從研究大歷史的立場卻要指出他之幹預部下分內之事，半屬當日環境之產物。國軍一個最大的缺陷，不僅是素質低，而且是素質不齊。對很多將領講，抗戰是人生的一大冒險，功名固可以成一旦夕，禍害也可以生於俄頃。後面的預備隊可能突然失蹤，側翼的友軍可能不在指定的時間地點出現，部隊的建制不同，補給也有參差，部隊長平日的恩怨也可以影響到戰時的協同，一到軍法審判，軍法官只在邏輯上替責任問題銷案，很少顧及內在的公平。這很多問題統帥都不能一一解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又如何掌握統帥權？於是蔣介石只能強調人身政治。他除了組織各種幹部訓練班，經常自己出面之外，又始終不放棄中央軍校及各分校校長的職位。團長級以上的人員之任命，也經過他親自召見圈定。這種“親庶政”的作風是他個人的性格？還是由於環境使然，讓他愈做愈深？這也待參考文件不斷的出現，由專家考證。我在這裏可以確切斷言的正是他的越級指揮，也還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長，只有經過他的耳提面命，對方才覺得責無旁貸，很多超過常理以外的任務，能否確實執行不說，首先也只有委員長手諭或面諭才能指派得過去。他之令第十軍方先覺死守衡陽，以後方被俘，然後逃回，仍得到蔣的袒護支持，即是此作風的表現。

在抗戰以前，蔣之人身政治已經給他造成了一種無從替代的局面，所以在西安事變時，周恩來可算作他的死對頭，仍主張不加損害仍讓他主持全國的大局，有如張學良將軍《懺悔錄》所雲。

從以上各種跡象看來，他對張學良和孫立人兩案的處理，旨在保存這統帥權及其邏輯上之完整，因為“兵諫”一事最為他之體系所忌懼。蔣介石也許有缺點，但是小器量，意存報復卻始終不是他的性格。這一點歷史上已留下多則例證，有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又有如他戰後之對待日本。倘非如此，他縱掌握黃埔嫡系，軍法威權，和特務政治也難能做中國之領導人達半個世紀之久。即是他和史迪威鬧翻之後，他仍邀請史茶會道別，並且解釋他們兩人之無法和衷共濟，並非個人恩怨，也見於《史迪威文件》。他提議贈史青天白日勛章則被史拒絕，其後他命名雷多公路為史迪威公路，則史引以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