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歷史（第5/5頁）

提到蔣介石，一般中外作家尚有通常忽略之一點：他是一個宗教觀念極濃厚的人。

寫到這裏，我不能不強調中國八年抗戰之血淚辛酸，是人類史裏少有的事，至今中共也仍在紀念館裏一體宣揚，內中也有蔣介石的照片，此種表現也不全是“統戰”，而是由於中國革命業已成功。

台灣在陳誠將軍領導之下，實行“耕者有其田”之法案，其目的並非完全是經濟平等，一方面也強迫地主棄農就商，因之剩余之資金能投資於新興工業，農村人口也能進入於城市，又配合美援，因此低層機構間已打開了一個可以互相交換的局面。我也在台北《中國時報》寫出，中國過去因為私人財產權未曾確定，公眾事業缺乏民間產業在後面作第二線第三線的支持，以致上層機構裏的數目加不起來，其組織也無從合理化，19世紀之“自強”因之只能虎頭蛇尾。我們翻閱歷史，可以發覺11世紀北宋時王安石之變法，希望將財政片面商業化，也是在類似的情形下，無法在數目字上管理而失敗。中共在大陸的設施初看無一是處，可是卻已造成下層機構一個較簡潔的粗坯胎，目前他們已經看清本身的弱點，於是證券市場之設立，破產法之被提及，所得稅之征收，保險事業之擡頭，尤以地產之使用權可以價讓，都是確定私人財產權的步驟。今後社會多種因素既可以自由交換，則所有權（Ownership）和雇傭（Employment）應能構成一個大羅網，現代社會的重樓疊架於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軍隊與政府就靠這種機構維持。所謂法治，其精神也不外在數目字上管理。今日大陸雖仍稱共產，實在有“金蟬脫殼”之姿態。

假使我在海外幾十年研究歷史還有一點用處的話，則從大處看去以上情形已屬不可逆轉（Irreversible），雖說短小的挫折仍是可能。這也就是說在不松懈警覺性的前提之下我們應當相信中國跨世紀的改革業已成功。過去我們覺得中國現代史裏的一團汙糟，今日看來，則有其長期合理性。張學良將軍和孫立人將軍雖半生冤屈，到底能看到這種局面，今日恢復名譽，仍未為非福。

我也是中央軍校（十六期一總隊）畢業，也算是留美學生（陸軍參謀大學1947年級），所以敢於說知道此中情節。歷史之展開，其發展之程序多時出我們意料之外。我們不能覺得應當如是，即將這應該的程序寫成歷史，而只能實事求是。而且今日局勢大白，我們更應當放寬歷史的視界，才能如林肯在美國內戰結束時所雲：“對所有人表示慈愛，不對任何人懷抱怨毒。”孫案還有很多地方待調查解決，這文字雖以歷史家的立場寫出，孫將軍仍是筆者的“老長官”。在孫案以不同角度牽入的江雲錦和陳良熏，也是我年輕時的朋友。名義上被判死刑的郭廷亮雖無一面之緣，其年歲環境和筆者也相去不遠。只要命運的安排稍有出入，我也可能和此中任何人更換位置，彼此接受對方的經歷。況且幾年來為孫案奔走的潘德輝和舒適存將軍也與我叠予照注，海天相隔，我只希望他們都被認為在大時代動亂中曾衷心對國事有真切的貢獻，而且歷史的展開也確是如此，只有今日我們將眼光看寬，才能看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雖有側面、正面，積極、消極的區別，其總結果則匯集於一個廣大的群眾運動之中，解決了中國幾百年的一個大問題。

這篇文章裏因為敘述之所至，寫了一些對前中國駐印軍總指揮約瑟夫—史迪威上將不利的文句，只是以上的字語，早已刊刻成書，發行十萬，至今還在圖書館裏，也無可隱飾。我也仍能記起史將軍看到雷多的中國公墓，管事人不用心，每個墓碑上都寫著“無名英雄之墓”，因此震怒，指令將死者姓名部隊番號查出。他看不起中國官僚制度的作風，卻不是看不起中國人。他沒有對外宣揚，卻在日記裏悄悄寫出中國民族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因為即使是一個窮困不堪的農民仍能擡頭樂觀。即使為史迪威事件抱不平的白修德，當日一氣，曾寫下很多對蔣中正先生不利的文字，後來也曾對Newsweek的記者講，他低度估計了蔣的困難。筆者曾於1979年寫了一封信給他，說他敘述中國只注重高層機構，沒有看穿下層組織，並且要他看過即可以“歸档於字紙簍裏”，也就是將信擲棄。不料一年半之後仍接到他的一封回信，可見得有了歷史的縱深，我們即對親身切眼的事情可能有與前不同的看法。本文將一切歸結於大歷史。

1988年9月1日《歷史》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