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歷史

中國在20世紀有很多地方適應於孟子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說法。首先對日抗戰動員了三百萬至五百萬的兵力，與強敵作生死戰八年，戰線連亙五千裏，已是洪荒之未有。而接著毛澤東的土地革命其範圍之大程度之深也超過隋唐之均田。今日重創法制性的聯系，以便從過去農業式的管制方式進展到以商業為準則的管制方式（稱之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尚不過是當中的枝節問題）也勢必工程浩大，牽扯極多。不少寫歷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通常不能甩脫個人的觀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尋常人的眼光去議論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後面有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在。

讀史要認清時代

孟子還有一句話，“盡信書不如無書”。中國人在20世紀不僅推翻了超過兩千年的專制皇權，停止了科舉取士的制度和與之共存亡的傳統教育方式，也在社會組織、婚姻關系、宗教思想、對人態度甚至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了顯著的改變。如果這種社會革命沒有更換我們所用的語言，至少它也增訂了我們常用的詞匯。可是傳統古籍仍是以舊時代的眼光寫成，連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在內。這教我們如何是好？將所有古籍全部放棄？或是待全部歷史重新編訂功成之前，叫一般人暫時不讀歷史？

我們不敢贊成這樣削足就履的辦法（在過去朝代國家內曾如是通行，即“文化大革命”也步其後塵），可是不得不提醒讀史人，務必放寬胸襟，增廣視野。讀史的人也要和創造歷史的人物一樣，認清自己在時代內的使命。尤其今日之年輕人既已崇慕自由，則更要孕育各個人對公眾事務判別之能力，而讀史是增進這種能力的最有效之捷徑。

對中文已有相當根柢的年輕人講，我主張在研究現代史之前，先對“傳統中國”的這一段有基本的認識。中國歷史的特色，即是長期的以文化上的力量和社會價值作行政的工具，數量重於質量，紀律重於法律。雖說經過一百多年來的長期革命，這些因素已在逐漸消磨，可是卻並未全部被摒斥於我們的生活圈外。縱使過激之人士，企圖將它們整個剔除（有如魯迅，他稱之為“吃人的禮教”，而且要讓“孩子們”再不被其汙染），至少也要知道它們的內容和活動的範圍，才能掌握著我們身歷其境的長期革命之背景和沿革。

道德立場是史書通病

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諸書仍為今日治史者的原始資料，即教科書和新著作不能脫離這些原始資料之窠臼。諸書既已標準化，又在後期經過各朝代審訂，當然不如理想。其中最大的通病，是其以道德的立場講解歷史。我們今日檢討傳統中國之成敗，亟要知道各時期土地政策、軍備情形、社會狀態等。道德不僅是一種抽象籠統的觀念，也是一種無可妥協不能分割的因素。如果它一提出，則涇渭分明，好人與壞人蓋棺論定，故事就此結束，如此最容易阻塞技術上之檢討。好在各書以道德饒舌的地方既明顯又重復，讀者只要稍具用心，不難一眼看出。

《食貨志》的啟示

原始資料之過於龐博，可能使初學者望而生畏。我的辦法是將每一主要朝代的興起、最後的覆亡，和當中重要的轉變，分作三五個大題目，而用原始資料充實之。因為我注重從技術角度檢討歷史，所以曾花了相當的時間披閱二十四史的《食貨志》。此中食為食物，推廣之則為農業。貨為貨幣，推廣之則為商業。只是二十四史裏有《食貨志》共十二篇，而且繁簡不一。如《宋史》之一篇，則共十四章，本身就像一部專書。《遼史》的《食貨志》只寥寥數頁。而且因為古今眼光之不同，我們很難在一章一節內找到有價值的資料下結論。所以只能利用它作開路的引導，而向其他方面推廣搜索，再以各文之互相引證前後連貫作復審的根據。例如我在《遼史·食貨志》裏看到《禁朔州路馬羊入宋》。後來細看張擇端所畫的《清明上河圖》則當日之開封，連大車都用黃牛與水牛並拉，也可見得其禁令之徹底。回頭再讀拉體摩（Owen Lattimore）的專書，更相信馬匹因耕作地區之差異在中國地緣政治（geopolitics）中極重要。我自己讀《食貨志》的一種心得則是整個傳統中國的歷史自先秦至明清，可以連貫的用財政稅收解釋。

以17世紀的英國為出發點

中國的現代史也可以概略的看做傳統中國與外界接觸和沖突，又經過大規模的調整後更生再造的一種紀錄。因此對中國青年講，又不能不對外界的歷史有最低度的了解。因為牽涉過廣，又面臨著今日之特殊情形，我建議先以17世紀的英國作出發點。這建議包括著重點主義之立場，也借之了解兩種文化匯合之源遠流長。英國在17世紀人口才由四百萬增加到六百萬，但是經過3世紀的流血動亂，才將一個農業基礎堅固的國家，改造而為一個以商業法制管理的國家。迄至世紀之末，全國已如一個城市國家，全可以用金融操縱，銀行業與保險業也開始露面。這不僅可以用資比較，還可以從這原始形態（prototype）裏看出各國需要現代化的這個問題之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