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天樓下的芻議

衛方在波士頓遇見了他的朋友。晚餐之後聚談到十點半，他辭別了出來。朋友原來邀他在旅館裏住夜，他辭謝了。在夏天像奧頓這樣的旅舍，單人房間起碼就是一百美金一夜。而且衛方每一旅行就失眠。與其輾轉反側地糾纏著枕頭和床單掙紮，還不如星夜回家，說不定在巴士上還可以若斷若續地坐著打盹。

在車站裏，他發現洗手間在地下室。但樓梯口有一位穿制服的服務員把守，來人非持有車票，不得下梯。

上下樓梯之後，衛方還想到當晚他和朋友在奧頓的餐室裏的晚餐。他叫的是小鱈魚，朋友要的是海味特品（seafood special）。他們的侍者名叫沾米。

“一切如何？”沾米每幾分鐘就走來問。

朋友告訴沾米，海味煎烹得過度。“抱歉。”沾米說著。衛方在旁邊沒有明講的則是鱈魚味同嚼蠟。付賬時，朋友在賬單上簽了字，另給小賬三元。沾米取過去，初時並沒說什麽，過了三四分鐘他又回來了，手中仍拿著內有賬單與小賬的膠型碟子。“先生，”他告訴朋友，“你的簽字沒有注明房間號碼。”這位朋友照著侍者的指示，將房間號碼加寫在簽名之下。這時候，三塊錢小賬仍在碟裏，沾米就趁著這機會做文章。“先生，”他說，“難道這裏的服務這麽壞？”

“什麽？”東道主已經把筆放在口袋裏，很驚訝地瞧著沾米。

對方仍然站在桌子旁邊，很理直氣壯地陳述：“你給的小賬不到十分之一，所以我要知道服務有什麽不好的地方。”

當面被抗議小賬給得不夠，這是第一次的經驗。可是，這是沾米的世界，小賬已是分內應有而不是額外施恩。他又不能原諒這兩位資深公民之年老無知，重復地說：“這小賬不及十分之一……”

衛方不能猜想四十年前，當他的東道主胸前掛著飛行員和降落傘的徽章時，對這種質問的反應，現在到底是經過聖命的牧師（ordained minister），此一時彼一時也，態度自然不同，他從皮包裏找出一張五元鈔票放在碟子裏，才把三張一元鈔票收回。沾米對他的抗議算是得到圓滿的解決，低聲哼著道謝退場。

波士頓到紐約的巴士擠滿了旅客，有些人在車門口站隊達一兩小時，就是想要占得座位。衛方上車時已經找不到座位，後面還有三十個人，照例公司要加派一輛車，但是這時候司機用擴音器叫乘客將行囊放在座下，小孩放在大人的懷抱中，“如果一個人占著兩個座位，就要加買一張票。”這樣的呼喚之後，衛方得坐在一位太太的旁邊，她被迫將一個約三四歲，正在酣睡的孩子貼著自己抱起。

最後還有一位太太讓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占著一個座位。司機走上前要她買票。

“照規定他不需要票。”她辯著。

“他不需要票，那也就不能占座位。”司機緊迫著，還站在旁邊不去，這位太太意態怏怏地也把小孩貼身抱著。司機算是替走廊上最後一個旅客找到了座位，於是再度清點人數，又向傳音器裏說了些話，巴士才離站，至此已近半夜時分。巴士脫離了波士頓市區，進入跨省公路。

不知什麽時候，他真的打了一陣盹，醒來只聽著司機大叫。“哈特福！”此時只有一位乘客下車，座席也給一位新來的乘客接替。衛方又在朦朧中繼續他的旅程。再醒來時，巴士已入紐約州。外面的雨已經停了，沾濕的樹葉在路燈之下帶著晶瑩的景色。自從1974年衛方已成為美國公民。提到美國好的地方，衛方是毫不猶疑的。在他所著的歷史書裏，已經說明抗戰後期，中國是靠美國的支撐才能獲得最後勝利的。他也記著1950年間在美國南部旅行的時候，車站的洗手間沒有派專人看守，卻有“有色人種”和“白人”的區別，任何地方都是分作兩處。即是飲水的噴泉，也標示著colored和white，真是涇渭分明。

巴士在清晨四時半到紐約汽車總站（Port Authority Terminal）。下車之後，他才知道一切不如想象。偌大的紐約總站，只有灰狗經營的地下室一部分開放，有警衛守門，只讓有票的人進來。候車室已經坐滿了人，還有人在地上躺著睡覺，也有人靠在樓梯旁邊看報紙。

提著行李信步走到四十二街，他已經問明白了：第一班去紐普茲的車在清晨七點出發，車站在六點半才開門售票。離現在至少還有一個半鐘頭。這時候街上雖有車輛行人來往，但所有的店鋪全都關著，即使咖啡店也是門扉深鎖。他擡頭望著很多的摩天樓，又興起今昔之感。衛方第一次到紐約時，全部的建築都是鋼骨水泥，現在卻有很多的用有色玻璃做建築的外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