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威尼斯？

每年四月半是美國報所得稅截止的日期。去年我去看公眾會計師的時候，他看到我的賬內列有歐洲旅行的開支，他就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麽研究中國歷史要涉及威尼斯？”

預計到聯邦國內稅務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也會提出同一的問題，所以我就把自己曾在英文刊物發表的一篇文章解釋兩者中的關系帶去作見證。寫中國歷史，不一定要復履中國，寫歐洲歷史也不一定要自己遊歷歐洲。不過在可能情形之下，還是親身切眼看過自己筆下的題材較為穩妥。世界上常有出人意外的情事。我們都知道英國的國都在倫敦。可是實際上今人所遊歷的倫敦，包括海德公園（Hyde Park）、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英國議會等等地方都在威士敏斯特（Westminster）而不在歷史上的倫敦。今日之旅遊者可以遍遊不列顛島經過英格蘭、蘇格蘭而未曾涉足於倫敦。可是英國歷史上的銀行街卻又在倫敦城內。這些事情不一定會包括在書本知識之中，通常情況下我們也用不著咬文嚼字的必須追究得一個水落石出，可是寫入歷史論文裏面去，其中的細目卻可能在某種關系之下發生很大的差異，偶一不慎，可能鑄成天大的笑話。

法國的鮑德爾教授（Fernand Braudel）是我至為敬仰的一位歷史家。我所羨慕的是他的眼光，而不是他說人敘事時一筆一句的真確。他曾把湖南寫成一個濱海的省份，中國的明朝則於1644至1680年間（時為順治康熙年間）被蒙古人所征服，雖說這是著筆時查考書籍之一時疏忽，究竟也是閉戶造車，沒有實地經驗之故，只因為鮑教授在國際學術上之聲望，雖犯了這樣的錯誤還能依舊的立足，旁的人恐怕就難如此的僥幸了。

威尼斯在海島之上，去大陸有兩個半英裏。這海沼之中過去一般水淺可以徒涉，其中卻又有一些深水道曾在歷史上防禦戰時發生過作用。今日則水漲地低，全城有淹沒的危險，國際間營救古跡的組織，正設法以泥漿注入建築物基地之中，使其擡高。過去我也曾聽說這城市的鹹水不便於制造，可是又有些書上說到16世紀中期年產羊毛呢絨一萬六千匹，使人懷疑。到過該地之後才知道中世紀的手工業都在大陸之上海沼邊緣的村落中發展。這些地方也屬威尼斯，還有不少的猶太人聚居在這地方，威尼斯人卻不許他們過海到島上去。所說鹹水不便於制造乃是專指麗都（Rialto）及聖馬克（San Marco）諸島而言。

至於我和內子的喜歡旅行則已成癖性。最近十年之內我們常常弄得無余糧，所有的積蓄不夠短期間的開銷，可是只要一有機會，我們又是向航空公司和旅行社打聽消息，找價廉物美的票位。在我說來這種“滾石頭不聚青苔”（rolling stone gathers nomoss）的作風不僅與我的寫作有關，而且已經積有半個世紀以上的經歷。

現在讓我先說五十多年前的一段人身經驗：

1937年對日抗戰開始，各地動員。在我家鄉長沙的火車站，也常有一列列的兵車運部隊到前線。有一天我在車站看到這樣一段列車開動，那時候我還只十九歲。一時情緒激動，不自覺的脫帽，向上前線的官兵大揚其手，預料開赴前線準備和敵人拼命的將士發覺後方群眾如此熱烈歡送，勢必揮手回禮，豈知大謬不然，站在月台上如此興奮的“群眾”，只有我一人。不僅踞著站著兵車上的官兵對我漠然視之，即前後左右月台上的人也覺得我舉動失常，好像是神經病發作。那時候我羞憤交並，如此這般才生平第一次體會到中國的社會和西方的現代社會當中有一段莫大的鴻溝。從背景上的不同影響到心理，也表現到語言和行動。

幾個月後，我在《抗戰日報》工作。有一天日本重轟炸機十八架來臨，在湖南大學附近投了很多炸彈，據說當日我方軍事最高領袖在湖大圖書館召開會議，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只是我去現場報道時眼見炸彈全未投中建築物，只在四周炸開了不少的深坑，身在其處遭殃的平民，頭顱身軀四肢莫辨，只是一團血肉模糊，也有家人子女搶天叫地地號啕痛哭，可是旁邊的人毫無關心。還有若幹男女正在搶炸下的樹枝，這方叫“我的”，那方拖著不放也叫“我的”。樹枝可作柴燒，多謝日本飛行員，對沒有受害的人講，這也算是一種分外禮物。此時距日軍在南京“屠城”不久，而且七澤三湘還是素稱愛國心長，一向士氣激昂的地方。當夜我寫了一篇文章，不知用了多少口誅筆伐的字眼責罵搶樹枝的人冷血，倒忘記了對我後方不設防城市濫行轟炸的日本空軍，那篇文字當然不能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