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威尼斯？（第2/4頁）

當日主持《抗戰日報》編輯廖沫沙後為中共高幹，也在文革期間受過一段折磨，我稱之為沫沙兄，僅僅知道他思想左傾。在他看來，我寫那篇文章卻是表現我的思想不成熟。也還是不假思索先用小資產階級的觀點隨意批評指摘的表現。今日想來，我當日對階級觀念之不夠認識，事誠有之，可是並不是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而是知識分子與未受教育的群眾之間的距離。在中國社會裏講，知識分子也是一種階級，即傳統士大夫階級的延長。

本來“知識”早就應當全民化，雖說當中也有粗細深淺之不同，卻不能為一群所謂“分子”者所獨占。知識分子，英文為intelligentsia，據我所知道的今日還只能適用於蘇聯及中國。即有知識分子，也必有無知細民。這也是此世界上兩個泱泱大國至今落後而不能民主化的症結之所在。這兩個國家企圖民主化，其方針不在加強知識分子的地位。因為民主即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不能如傳統社會之天下興亡，全由士大夫階級包辦。俄國的intelligentsia在19世紀即有此種警覺。所謂“民粹運動”（populist movement）者，即由知識分子發起。他們男女都有，放棄了養尊處優的生活，自動下放到鄉下當小學教員或是客棧雜貨店的經理。可是沒有結構的改革（unstructured reform）到底不能成器。鄉民無知，不識好歹，反對這群熱心人懷疑，或者驅之出境或向沙皇的特務人員密報，此運動也夭折。

以上所說我自己兩段人身經歷已是五十年前事。當時我也不知道英文中的intelligentsia和俄國的populists。也仍不顧左翼右傾，只是憑著個人英雄主義盲人瞎馬的亂闖。1941年我在成都軍校畢業後，於國軍十四師當少尉排長，足穿草鞋，一個月後已是滿身虱蚤，也經常被行伍出身的同事逼著吃狗肉。至此才發覺我們士兵之中有極少數是抗戰以前募兵時代的“遺老”。他們希望靠行伍出身升官，和我軍官學校出身的利害沖突，也經常想方法和我作對。一般征兵所得則半屬白癡，否則亦是痹癃殘疾，不堪教練。我可以想象他日我們沖鋒時一擁上前，只好不較分寸，死傷狼藉；退卻時即作鳥獸散，各自逃命。我和他們勾心鬥角後，再度忖量之余，發覺他們入廁時以竹片瓦塊當手紙，又不免良久惻然，而深嘆人間何世。這時候後方城市如昆明重慶除了少數“發國難財”的外也算是一片赤貧。可是和我們部隊的生活一比，又已經是兩個世界。至此才領悟到中國是一個“未經整體化”（not integrated）的社會。兵士被征入伍，主要的是沒有社會地位。若為知識分子，則有各種免役避役代役的機緣。因之“壯丁”被征入伍，用繩子牽套著送來，逃亡時即不需訊問，可以就地槍決。這些事實，成萬上千，也不容我們右傾保守即可以在歷史上掩飾。而且也因為我們組織上有此弱點，才引起強鄰入侵殺進堂奧。

兩年之後，我在駐印軍當上尉參謀。這時候兵員已經通過一段選擇，裝備也由美國供給，可是這未經整體化的情形依舊存在。我也知道自己偶一出入於陣地最前方，已經獲得各方贊揚。可是有不少的戰士，已經兩次受傷三次受傷依然派往作尖兵斥候，成日整夜與死為鄰。我曾親眼看到有些士兵一足穿網球鞋，一只登不合尺寸的橡皮靴，在泥濘之中蹣跚。在森林之中的黑夜裏我曾親耳的聽到他們談天，提及“恐怕要到密支那才有大休息哦？”至此已引起無限之同情，駐印軍無掩埋隊，有些在公路線外人跡罕至的地方戰死的士兵，只就地掩埋，情況緊急時幾鍬黃土也可以算數，也可以想見以緬北之傾盆大雨不幾小時就骸骨暴露。也可想象他們也是人子人夫。他們在國內的家屬還不知道彼此已是陰陽異途，恩斷義絕，卻還仍是生死莫蔔，將信將疑。偶一開追悼會時，我們聽到讀祭文中有“嗚呼，草長鶯飛，故國之春已暮，剪紙招魂，他鄉之鬼尤新”的辭句，深覺此情此景屢現眼前，而不能責備軍中文職人員舞弄筆墨了。

這和我所說的旅行有何相幹？又與此文劈頭提出的威尼斯何涉？

因為五十年來的胡闖瞎闖，我獲得了一段將世事縱橫曲折前後左右上下觀察的機會。我既非忠貞謀國之士，也並非投機分子。只因介入兩者之間，才能保持著作史的主觀和客觀。一個國家與社會與時代完全脫節，並非任何人之過失。只是這種情形必招致革命。許倬雲教授曾大書：“革命不仁，以萬民為芻狗。”曾在法國以“老虎總理”著稱的克裏蒙梭（Clemenceau）也曾說過，“革命總是一個大整體，一個大方塊。”既然如此，則只有帶集體性，而無從在每一個人之間保持著人身經驗之合理合法，也談不上公平與不公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