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堪的那維亞（第2/4頁）

拿破侖戰爭期間（事屬清嘉慶）又成為斯堪的那維亞軍事史與外交史之轉捩點。戰事快終結時，瑞典決定與外圍之英、俄聯手，丹麥則仍親法。瑞典也在這關頭決定放棄芬蘭，任俄國奪取之，本身則攫得丹麥所屬之挪威為補償。迄今為止瑞典可算一個好武的國家，可是自是以後即未再參加任何戰爭，至今日已近二百年。1905年挪威宣布獨立，迎立丹麥王子為王，瑞典初欲出兵阻撓，最後也仍聽任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瑞、挪、丹宣布中立。二次大戰爆發也仍望中立，已不可得。丹麥與德國原有不侵犯條約，1940年希特勒全面出兵於西歐之前夕，數小時即占領丹麥，國王被軟禁。同日挪威也被侵，但其抵抗長達兩個月，使國王哈康第五（Haakon V）得以及時逃出，在倫敦組織流亡政府。希特勒也在挪成立啟士林（Quisling）之傀儡政府。瑞典可算保持中立，只是在強鄰壓境的條件下亦至為不易，也不得不供給德國礦砂，也讓德國在境內運兵。

這三個國家如何由貧至富？這是今日讀者和觀光者亟待知道的問題。有人解釋實由三國民主精神之所賜。這樣的立場，理想主義的成分多，事實上的正確性少。修改憲法讓全民參政、婦女投票可以使財富的分配和經濟組織更為合理，卻不能憑空產生財富。固然斯堪的那維亞有長期代議政治之歷史，可是最近的民主體制則是社會進化經濟發達後之產物。總之這三個國家自然所賦予的豐富、地廣人稀，再加以對外移民之後，重新組織起來阻礙甚少。她們內部也有實質上之長處。例如人民勤儉誠實，由路德教堂主持的傳統教育精神一致，19世紀中期已產生了新的學校制度，而尤以所謂“人民中學”（folk high school）於世紀之交在組織工會時產生了力量。這些條件不計，而實際上我們所謂經濟上之突破，仍待有客觀條件。

丹麥農業基礎較深、人口密度也較大，封建殘余的因素迄至19世紀中期仍顯著。她在1864年被普奧戰敗，喪失了在德國的領土（是為俾斯麥統一德國之前奏）。當時割讓的國土為王國五分之二，人口三分之一，未嘗不創巨痛深，卻也因禍得福。過去丹麥農產品以漢堡（Hamburg）為吞吐港，與大陸打成一片，從此才竭力經營哥本哈根。時值美國及俄國小麥傾銷歐洲市場，丹麥人士即勸說農民大規模地將主食生產全面改為副食品生產，自此豬牛肉乳酪雞蛋成為輸出大宗，大麥及麥片則一般作飼養之用，甜菜制糖也普遍地展開。以上用合作社的方式主持，也充分利用國內水道的便利。時值西歐各國工業化，一般生活程度提高，丹麥就此做到分工合作的地步。剩余的人口除一部分向北美移民外，也參加城市內新工業的生產制造。農村勞力的來源既減少，地主不得不向農民讓步。及至世紀末年全國經濟已開始變型。

挪威在本世紀初期，充分得到水電展開之裨益。其他國家尚以煤為能源，此邦則因自然之賜無處不可以用水電改變生產方式，舉凡木材與紙漿之廣泛開采，農業生產技術之增進均受裨益。1905年之獨立本因船業巨子作台柱而展開（其近因為挪威議會通過法案，本國船只不用聯合王國之標幟，法案經瑞典國王否決），自是政府更向經濟方面著眼。不十年而歐戰爆發，船腳運費增至平日之八倍及九倍，挪威之水產及銅礦也被英德搶買。戰時挪威人民不是沒有經過各種苦痛，如物品價格昂貴，船舶又頗有犧牲——尤以德國使用無限制潛艇政策後為甚，船員死事者達二萬人。另一方面商船之收入一項，已使該國由對外負債之地位成為債權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雖受損失，破壞的程度不深。一經復原即容易超過以前的進度。

以上各種有利因素瑞典也直接或間接地沾光。然則瑞典之鐵礦自17世紀即已聞名內外，煉鋼制船及機器工業本來一直有所改進，而兩次世界大戰，其他各國之破壞及戰後復員更使其工礦得到突飛猛進的機會。與其他兩國相比，瑞典城市人口之增加又更顯著。（可是近數十年三國也由外輸入大量石油，1973年油價陡漲已受影響。近日因中東危機，油價又提高，也難置身事外。）

這三個國家之社會主義政策，看來也屬情理之當然。本來產業革命後起的國家，其服務性質之事業更要由政府主持。要避免先進國家的覆轍，各種福利政策又不可少，即在俾斯麥時已有成例在先。瑞典挪威與丹麥公共事業國營，很多水電交通事業由市政府獨占的原則，即在社會黨登場之前已為保守派及自由派人土承認。以後執政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原來也遵循馬克思的傳統，可是已早放棄階級鬥爭的方針，也靠與其他黨派合作，才能取得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