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

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曾被若幹美國人稱為“蔣委員長之敵”。他在1946年與賈可比夫人（Annalee Jacoby）合作的《雷霆後之中國》問世之後，又於1948年將《史迪威文件》編輯成書。兩書都對蔣介石有極苛刻的批評。而蔣著《中國的命運》之英文版在美國發行，白又以書評者的地位對之攻擊不遺余力。蔣書中縷述中國被帝國主義宰割的一段被白指責為“仇視西方”；蔣講到中華民族過去偉大的事跡，白不諒解其為鼓舞國人的自信，又斥其為提倡人種優秀說（racial superiority）。大概第二次大戰之後美國人士已不耐煩中國戰時成為西方民主國家之贅疣，而且杜魯門反蘇反共，卻又不願卷入中國內戰之漩渦，正不能保持其政策邏輯上之前後一致，白修德及艾薩克（Harold Isaacs）一為《時代》雜志的中國特派員，一代表《新聞周刊》，同時鼓吹蔣委員長及國民政府為一種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權，正符合白宮及國務院“不預聞政策”（hands off）理論上之憑藉，於是兩人都名聞一時。而白修德的觀察細膩，他的新聞采訪，進入很多人視而不見的角度，言之有物，更引起讀者的興趣。他生平著書十多種，幾乎無一種不為高度的暢銷書，他的一生也受過美國新聞界和出版界無數的榮獎。

我還記得當《雷霆後之中國》暢銷之日，我正在美國陸軍參謀大學上學。此書關於中國軍隊一章，開始即提及歐洲第一次大戰時德國的魯登道夫將軍觀察奧軍後提出的報告稱，“我們與僵屍結盟”。再又說到“被抓入中國軍隊，即等於被判死刑”。我們年輕的軍人，當日正撐挨過八年的抗戰，只指望戰後得到美國援助，在一二十年來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中國。可是抗戰勝利之日亦即是內戰展開之時，蘇聯進出東北即將軍械交付與共軍，而美國對我們則責罵多於援助。白修德的書籍，更是臨頭一盆冷水，我們的反感可想而知。然則白所作實地的報道則又在耳聞之余，加著目見。美國同學問及書中內容是否可靠時，我只好說有時事實上全部存真的報道，可能得到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雷霆後之中國》說及中國軍隊沒有傳統，連軍階領章也模仿日本。殊不知中國目前最大的困難則為傳統的力量過多過強過深，無法擺脫。可見得局部之正確，並非全書的正確。

白修德往中國之前，在哈佛大學攻讀中國歷史，可是他的觀察仍不能包括歷史上應有之縱深。然則我們對他所作書文之反應也只能表現當日之感情作用。又直到今日近乎半個世紀之後，我們才能在全部歷史發展之過程中開始看出四五十年前各種發展之長久意義，此絕不可能為當日意料之所及也。

白氏之自傳或回憶錄稱《我在追尋歷史》（In Search of History）發行於1978年，內中述及他祖先系俄國之猶太人，父系姓托德羅斯（Todros），直到他的父親移居美國，自稱白大衛（David White），才脫離了做猶太教教士之傳統。即白修德在哈佛大學念書時，仍屬猶安山復國主義者（Zionist）中之活動分子。但是他的父親又以社會主義者自居，對中國之革命抱有期望。如此之背景對白修德以後之出處深有影響。他之以道德觀念解釋政治，顯然與宗教思想有關。他在1939年加入重慶國民政府之國際宣傳處工作，即因為中國在“反抗法西斯”，而他初時對蔣介石也極為仰慕。

《追尋歷史》裏面又說及作者之成為中國通，初時也出於一種意外之緣分。白修德原有意於西洋史，可是哈佛大學之閱覽室既擁擠又冒水氣，對面之哈佛燕京圖書館則空無一人。他起先則占便宜的往中國閱覽室，次翻閱古裝中國書籍，對漢文產生好奇心而視為一種挑戰，終有志做中國歷史教授。他在哈佛大學之教師為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顯然的，他們師生關系良好。白修德惟一之兒子即以費氏之姓為當中的名字，最近費正清尚在一段書評裏寫出，他自己一生桃李雖多，其中最得意之門徒仍只有兩人，女生為Mary Wright，男則白修德〔這書評裏也說及瑪麗終將所學傳及於天分極高之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只是白氏以後發現他自己的才能在做新聞記者，而非大學教授之材料。

1938年白修德二十三歲，因為哈佛大學畢業時成績優異而獲得遊歷獎學金，得以周遊世界。他由美而歐，又入巴勒斯坦，再逗留於上海，原擬經過香港轉河內而乘滇越鐵路至昆明，以參觀抗戰期間之中國。只因逗留香港時向國民政府之辦事處接洽，時為1939年4月，去白氏二十四歲生日尚有數星期。恰巧此時重慶之國際宣傳處張羅一位西方報人主持對外報章之文稿工作，白氏因前曾向《波士頓地球報》（Boston Globe）投稿，即以剪報出示作證明，立即被辦事處代國際宣傳處雇用。於是白修德放棄河內昆明一段行程，兩天後乘夜班飛機往重慶下降於九龍坡機場。從此打開了白修德做新聞記者及作家之生涯，而國民政府之國際宣傳處則業已雇得日後給它本身作對之最大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