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第2/3頁）

《追尋歷史》內述及1939年作者初蒞中國大後方時，對抗戰之精神至堪仰佩，只是除此一兩句話外，並未敘及其詳情。對當時日本空軍於重慶之“疲勞轟炸”倒敘得相當詳細。內中又提及周恩來饒有興趣。周曾設筵招待白於重慶冠生園，席間偏陳豬肉，白修德仍因為正規之猶太教，不能下箸，周即談笑風生地說起，“Teddy，這是中國，看，仔細再看，這像豬肉，但是在中國，這不是豬肉，這是鴨子。”白修德從當日起正式放棄教規，開戒吃肉。他也在書中寫出，“我希望我的祖先原恕我”。1941年初國軍解決新四軍時，白修德懷疑其命令出自蔣介石，可是周恩來雖然極端憤怒，反向白解說，蔣委員長事前並不知情。可是蔣也別無他法，他必須平衡手下各派系。

白修德只在國民政府工作八個月。1939年年底，他即為《時代》雜志聘為特約記者。他往西北旅行一次，出入前線後，將當日決心寫在回憶錄裏：“我不能再相信蔣介石和他美國化的政府是一個真實的政府。他們不能控制事情之發生，我決心和他們脫離關系。”在另一段他又將他在國際宣傳處的經驗寫下：“實際上我被雇去左右美國輿論。美國對抗日之支持，是這政府生存的一線希望。操縱美國新聞界至為重要。所以用說謊和欺騙，用任何方法去傳說美國，中美合作共同抵制日本乃是前途之希望。”

當日國民政府希望美國援助確系實情。可是尚沒有料到竟有珍珠港事變之發生，而使美國直接參加戰爭，而使遠東之戰事及歐洲戰事結成一體而構成歷史上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凡是交戰國一般的情態：對敵方仇恨，可是暗中佩服；對同盟國表面上共生死，實際傾軋。中國抗戰後期，表現得無一是處，已經使很多美國人極不耐煩，而以後又有史迪威事件，而戰後又有馬歇爾調停國共沖突之失敗。杜魯門也在他的回憶錄《考驗與希望的年份》（Years of Trial and Hope）裏寫出如果要美國再進一步的幹預中國情事，則“這種意見還未提出已為美國人所否決”。所以白修德第一部傑作出世，被選為每月書社之首選，銷行四十五萬冊不為無因也。

可是這不是批評白修德之不誠，我與白無一面之緣，倒有共同的友識，知道他立場之誠懇。他的回憶雖非懺悔錄，可是他也曾將自己大小犯規之事，甚至虛偽之用心全部托出。至於揭穿黑幕（exposé）更是美國新聞從業員一脈相承的基本工作。其帶著理想主義，起先對中國期望過深過速，以後失望之後反應過激，也非白氏特色。《新聞周刊》之艾薩克，前已提及。而在他們之前於20年代來華之盛安（Vincent Sheean）著有《自我歷史》（Personal History）對武漢左翼政府特別同情，更是他們兩人之前輩。

白修德指摘中國國際宣傳處希望左右海外視聽（何種政府不如是？）事誠有之。說他們說謊欺騙，則言之過甚。《追尋歷史》裏提供的制造統計數字，誇稱戰勝，獲得“武器無算”等等並非蔣介石所發明，也非國民政府之新政策。而是中國傳統社會之產物，而且因文化與組織而存在，可以追溯到中國歷史深度裏去。因為國家之構成即系金字塔倒砌，歷來利用想象力及紀律的成分多，施展實際技能的力量少，真理總是由上至下，其“假信為真”（Make Believe）既如“皇帝之新衣”，尚且與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提倡“以意志力去相信”（Power to believe）接近。這一套只能在簡單農村社會閉關自守，因此知識分子能擔當其成果，又不向其他人負責才能廣泛的利用，此亦中國官僚主義之一大特色（與猶太人為一種城市文化私人財產權鞏固最為徑庭）。蔣介石承襲這辦法，乃因新的下層組織尚未構成，法制未備，統計無從著實，這也是我經常提及中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之由來。所以國民政府至此自食其果，並非創造原因，所謂“殲敵三萬”，前鋒部隊卻又向後方“轉進”，並非僅以蒙蔽友邦，實際也在欺哄自己，所以也可以當作當日騎虎難下苦肉計中之一部。

我們在1940年代對白氏生氣，不僅因他使我們的幻夢無法實現，而且我們已經難於維持的士氣，至此更一落千丈。1949年後我在東京駐日代表團任團長之隨從副官，團長朱世明將軍就常向美國新聞記者發牢騷：“要是希特勒取得鄧魁克之日，有了你們諸位先生高唱英國完了，英國也可能真的完了。”有時白修德的上司前國際新聞處處長董顯光也在座。

可是幾十年後看來，白修德在追尋歷史，他並未制造歷史。他在《雷霆後》裏已寫出：“在我們這一代希望中國安定，可算幼稚。中國若不改變，則會死亡。”同時他在《尋覓歷史》裏也寫出，國民政府控制著前方的軍隊，與軍閥構成必要之聯盟，又靠著僅有的幾條公路下達鄉鎮，內有保甲。所謂政府僅此而已。保甲之下，另有政府。這樣，即自他的文字看來，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對新中國的貢獻，乃是制造一種高層機構，完成抗戰，使中國不致淪亡。要想改造中國的低層機構，則除非大規模的輸血，只有開刀。如此也可以看穿共產黨與毛澤東所走的路線了。總之，使一個龐大的農村社會改造而為一個商業化，凡事用數目字管理的社會，已不是道德問題，而為一種技術問題。我們一定要從生理上想，有等於一個動物之脫胎換骨。1940年間，白修德和我們自己都沒有看穿當前問題之龐大。即蔣毛杜馬諸人也不可能一眼看穿他們所面臨問題之實質，因缺乏歷史之縱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