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4：後勤和供應（第2/6頁）

沒有道路，軍隊就無法用車輛運送給養，除非車子堅固無比，所以只能靠船或牛；從公元前15世紀（有在今天波蘭的考古發現為證）到19世紀初的印度和西班牙，公牛是最常用來拉車和馱物的牲畜。威靈頓在印度和西班牙作戰時，無時無刻不惦記著尋找“好公牛”。他在1804年8月寫道：“如果沒有駕馭得當、照料精心的牲畜，部隊就不可能快速運動”；在那之前他在印度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軍事行動的成功取決於軍需供應；打仗不難，打勝仗也不難，有時可能會損兵折將，有時也可能不失一兵一卒；但要達到目標，必須解決吃飯問題。”威靈頓手裏有錢，可以多買牛只；對他來說，牛的好處是既可以運東西，也可以殺了吃，他也確實是這樣做的。別的統帥很少有像他那樣不缺錢的。一般來說，牛太寶貴了，不能宰了給戰士當夥食，而這就自動限制了軍隊的速度和行動範圍。

比如，亞歷山大大帝和威靈頓一樣，依靠大小公牛來為行軍的部隊運送軍需，但是，他的戰術活動範圍不能超過離通常設在海上的補給倉庫8天的行程，因為一頭牛這段時間內會吃光它自己馱的草料。結果，亞歷山大要長途作戰，就必須要麽不能離補給艦隊太遠，要麽派人打前站去買糧食並找人捐獻買糧食的現金或做出擔保，保證勝利後再支付買糧食的錢；一些見利忘義的波斯官員看到亞歷山大對大流士的進攻氣勢如虹，都爭先恐後地和亞歷山大做交易。亞歷山大離家最遠的一次行軍是公元前326年從印度河到俾路支斯坦的莫克蘭，為這次300英裏的行軍，他準備了52000噸的給養，足以保證他由87000步兵、18000騎兵和52000雜役組成的大軍4個月之用。因為在沒有到達目的地之前，牲口隊就會吃掉所馱的草料，士兵也會吃光自己那30磅的給養，所以亞歷山大依靠沿印度洋海岸隨軍前行的補給艦隊提供給養，並指望季風帶來的雨水補充河水，因為他的軍隊要在大河入海口獲取飲用水。這個後勤計劃非常周全。補給艦隊上的糧草如果定期卸貨分配，本可以為他的軍隊提供充足的給養。但是，那年的季風把亞歷山大的艦隊阻在印度河口難以前進，結果他的軍隊在穿越俾路支斯坦沙漠的行軍中損失了 3／4。

這個災難是一個極端的例子，說明後勤對作戰的影響之巨大；即使算無遺策、才能出眾的將領也必須依靠後勤。它也殘酷地證明了威靈頓的格言：“要達到目標，必須解決吃飯問題。”在古代和近代之前，除了在帝國公路網所及地區活動的羅馬軍隊或挨近水上供給線的軍隊之外，沒有哪個將領能帶兵出外作戰而不受後勤的制約。即使是羅馬人，一旦到了公路的盡頭再往前行照樣一籌莫展，而人數眾多的大軍哪怕是在自己控制的土地內都有可能缺糧，1809—1813年間拿破侖的將帥在西班牙就遇到了這種情形。軍需方面的困難很大部分來自食物的易腐性，這個問題為各個地方、各個時代所共有，直到19世紀發明了罐頭和人工食品。歷史上的軍糧主食一般是烘幹的谷粒或谷物磨成的粉，副食有油、豬油、奶酪、魚露（這是羅馬軍團飲食中一項重要的調料）、葡萄酒、醋、啤酒，可能還有肉——或者是腌制風幹的肉，或者是現吃現宰；戰士們就靠吃這些東西保持良好的作戰狀態。然而，即使是最好的軍糧也缺乏人體所必需的新鮮食物，所以在缺乏新鮮食物的情況下，士兵就和遠途航海的水手一樣，容易因營養不良而生病。抵抗力的減弱會引發流行病，在集結準備作戰的等待期間或曠日持久的圍城戰中，這種情況經常發生。

19世紀中期，出現了肉罐頭（最早的時間是1845年，但吃得太多會造成鉛中毒；在探險家富蘭克林的北極探險中，許多人就死於這個原因）、煉乳（1860年）、奶粉（1855年）和人造黃油，軍糧因此而發生巨變；其中最後一項——人造黃油——的發明是拿破侖三世在19世紀60年代為尋找軍糧中黃油的替代品而發起的發明競賽的成果。美國內戰中，北方軍隊基本上吃芝加哥屠宰場屠宰的牲畜，大多是腌肉，不是罐頭，而南方邦聯的士兵只能吃味道不佳的傳統食物，如玉米面和幹花生（“落花生”），長久不知肉味，因為來自得克薩斯州的畜群供應被控制了密西西比河的北方軍隊切斷了；1862年，一個南方邦聯的士兵寫信給妻子說：“我們有的時候吃生蘋果，或烘烤過的蘋果，有時吃青玉米，有時什麽都沒得吃。”北方的軍隊還試過給士兵吃工業生產的脫水土豆和蔬菜，還有一種罐裝的咖啡粉、奶和糖的混合物；沒人喜歡吃這些東西，但饑腸轆轆的叛軍如果能搶到卻如獲至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