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第2/3頁）

但具有矛盾意味的是，東方戰爭的一個因素賦予了它強大的目的感，同時又對戰爭的行為進行了自我設限，這個因素後來才傳到西方。這就是意識形態和思想的因素。遠在任何西方社會之前，中國人就已提出了戰爭的理論。儒家崇尚理性，他們的理想是社稷長存，江山永固，這促使他們尋求用法律和習俗來控制動武的沖動。但這個理想無法長期維持。內亂外患時時造成政權更叠，來自大草原的侵略經常是引起內亂的原因。盡管如此，中國人戰爭最持久的特點仍然是適度，目的是維護文化，不隨外來征服者或內部革命一時的需要而改變。中國人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使來自大草原的侵略者實現了漢化，用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控制他們本性中的破壞傾向。

亞洲的另一個主要文明，伊斯蘭文明，在戰爭中也表現出了克制。不過人們的印象卻恰好相反。伊斯蘭教被廣泛視為號召征服的宗教，它最廣為人知的一條教義就是穆斯林有義務對異教徒發動聖戰。其實，穆斯林社會以外的人對伊斯蘭征戰的歷史和聖戰教義的確切性質都有所誤解。伊斯蘭國家對異族發動征服戰的時代相對短暫，那個時代的結束不單單是因為伊斯蘭國家的敵人學會了如何反抗，也因為伊斯蘭國家內部就打仗是否合乎道德發生了分歧。這樣的內部分歧造成穆斯林反對穆斯林，違背了穆斯林不得彼此作戰的教義。面對這種情況，伊斯蘭國家的最高權威采取的辦法是把作戰的職能交給專門為打仗的目的招募而來的武士，把他們變為附屬的專業階級；這樣就解脫了大多數人的作戰義務，使虔誠的穆斯林得以專注於關於聖戰的訓諭的“大”的方面而不是“小”的方面，這個“大”的方面是“對自己心魔的戰爭”。伊斯蘭國家主要是從大草原的騎馬民族中招募為自己打仗的戰士，那些人因壟斷了武器而奪取了權力，但他們拒絕調整自己的軍事文化去適應變化了的形勢，結果伊斯蘭國家的戰爭最終變得幾乎和中華文明內部的戰爭一樣限制重重。在一個文化內部，作戰行為受到限制只有好處。但一旦這個文化和另一個對東方傳統所規定的行為限制完全不予承認的文化發生碰撞的時候，它面對敵人殘酷無情的戰術就絲毫沒有準備，亦毫無招架自保之力。

伊斯蘭國家遇到的那個文化正是西方文化。它由3個要素組成，一個是自身固有的，一個是從東方學來的，還有一個是它通過適應和試驗獲得的。這3個要素是道德、思想和技術。道德要素來自古希臘人。是他們在公元前5世紀擺脫了原始作戰方式的束縛，尤其是作戰中對程式的尊重，采用了面對面你死我活的戰法。這種對傳統方法的背離始於希臘人彼此之間的戰爭，外部世界初次接觸到這種戰法時深為震驚。關於亞歷山大大帝和仍保留著原始作戰程式和馬背上武士的躲避戰法的波斯帝國的戰爭，阿裏安做出了詳盡的敘述；它既是真正的歷史，也是文化差異的一個範例。大流士皇帝是真正的悲劇性人物，他所代表的文明面對亞歷山大這樣的敵人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占了上風後不肯罷手，用錢賄賂，派人說項都不管用；他們什麽事都要放到戰場上去解決；他們打起仗來似乎勝負比什麽都重要，連個人安危都拋在腦後。大流士是被他的隨從殺死的，他們希望把大流士的屍體留在那裏讓亞歷山大看到，自己就可以逃過一劫。這極好地說明了權宜和榮譽這兩種不同的戰爭道德之間的文化沖突。

徒步作戰至你死我活的道德守則——這裏必須說明是徒步作戰，因為這一道德守則屬於步兵，與騎兵作戰無關——後來通過意大利南部的希臘殖民地傳到了羅馬。它一定也傳給了條頓民族，羅馬與條頓民族進行了一系列殊死決戰，最後以失敗告終；至於是如何傳到條頓民族那裏的，到現在仍然沒弄清楚，也許會成為一個永遠的懸念。然而，入侵羅馬的條頓民族毫無疑問是采用面對面戰法的。若非如此，他們肯定不可能打敗羅馬軍隊，盡管在西羅馬帝國的最後一個世紀，羅馬的軍隊已經凋敝不堪。後來建立的各條頓王國取得的一個特殊成就是把面對面的步兵戰法吸收入了馬背上的作戰。因此，西方的騎士和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不同，作戰時直沖敵人的大軍所在，而不是遠遠地趁機突襲。他們在奪取聖地的十字軍東征的過程中遭遇了阿拉伯人和馬穆魯克的軍隊，其間發現自己原來面對面的戰法經常不能奏效；在和不把避免直接交鋒視為恥辱的敵人作戰時，沖鋒不起作用。然而，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中東的沖突導致了雙方的文化交流，其意義非同小可。它解決了基督教徒一直以來關於戰爭是否合乎道德的困惑，因為它把聖戰的道德觀念傳到了西方，給西方的軍事文化注入了此前沒有的意識形態和思想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