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泛論子學時代（第3/5頁）

在一社會之舊制度日即崩壞之過程中，自然有傾向於守舊之人，目睹“世風不古，人心日下”，遂起而為舊制度之擁護者，孔子即此等人也。不過在舊制度未搖動之時，只其為舊之一點，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若其既已動搖，則擁護之者，欲得時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從，則必說出其所以擁護之之理由，予舊制度以理論上的根據。此種工作，孔子已發其端，後來儒家者流繼之。儒家之貢獻，即在於此。

然因大勢之所趨，當時舊制度之日即崩壞，不因儒家之擁護而終止。繼孔子而起之士，有批評或反對舊制度者，有欲修正舊制度者，有欲另立新制度以替代舊制度者，有反對一切制度者。此皆過渡時代，舊制度失其權威，新制度尚未確定，人皆徘徊歧路之時，應有之事也。儒家既以理論擁護舊制度，故其余方面，與儒家意見不合者，欲使時君世主及一般人信從其主張，亦須說出其所以有其主張之理由，予之以理論上的根據。荀子所謂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人既有注重理論之習慣，於是所謂名家“堅白同異”等辯論之只有純理論的興趣者，亦繼之而起。蓋理論化之發端，亦即哲學化之開始也。

孟子曰：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滕文公》下，《孟子》卷六，《四部叢刊》本，頁十三）

莊子《天下篇》曰：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莊子》卷十，《四部叢刊》本，頁二十五至二十六）

《漢書·藝文志》曰：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前漢書》卷三十頁三十）

所謂“聖王不作”，“賢聖不明”，“王道既微”，即指原有制度組織之崩壞也。因此崩壞，故“道德不一”，故“時君世主，好惡殊方”；而“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上古時代哲學之發達，由於當時思想言論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論之所以能自由，則因當時為一大解放時代，一大過渡時代也。

【注】《藝文志》所謂“時君世主，好惡殊方”一點，本亦為戰國時代思想發達之一因。吾人試看後來皇帝顯宦及富商巨賈對於學術之關系，便可知矣。但春秋戰國時代時君世主，及當時社會，所提倡之學術，與後來皇帝等所提倡者，何以不同，則不能不以春秋戰國時之政治社會經濟的背景說明之。時君世主及社會之提倡學術，非春秋戰國時代所特有之情形，故未多論及之。

三 【子學時代之終結】

世多以戰國之末，為古代哲學終結之時期。蓋一般人以為秦始皇焚書，禁天下藏“詩書百家語”，故覺秦時如一野蠻時代，以前學說，至此悉滅。其實秦始皇“第燒民間之書，不燒官府之書；第禁私相授受，可詣博士受業”。（崔適《史記探源》卷三。參看鄭樵《通志·校讎略》，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秦皇李斯之意，蓋欲統一思想，非欲盡滅當時之學說也。^{[3]故秦始皇所立博士中有各家學者。（王國維《漢魏博士考》，《觀堂集林》卷四）雖在整齊畫一制度之下，思想言論，失其自由，學術發展誠受相當阻礙，然秦亡極速，不致有大影響。故在漢初，諸家之學仍盛。文帝好黃老家言，為政以慈儉為宗旨。竇太後亦好黃帝老子言。蓋公教曹參以清凈治國家。汲黯修黃老術，治民主清凈。淮南王延客著書，雜取各家之說。[4]司馬談敘六家以道家為最高。賈誼明申商。晁錯嘗學申商刑名。韓安國受韓子雜說。主父偃學長短縱橫術。《史記》、《漢書》，均明言之。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雲：“至孝文皇帝，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漢書》本傳）可見漢文帝時之博士，中亦有各家學者也。至於《禮記》及所謂《易十翼》，為儒家重要典籍，其中亦有為漢初儒家者流所著作者。《春秋·公羊》家言，亦至漢始為顯學。故儒家哲學，亦在漢初始完備也。觀董仲舒對策之詞，亦可見當時之情形矣。}

董仲舒對策曰：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傳》，《前漢書》卷五十六頁二十至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