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經學時代

第一章 泛論經學時代

普通西洋哲學家多將西洋哲學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時期。此非只為方便起見，隨意區分。西洋哲學史中，此三時期之哲學，實各有其特別精神，特殊面目也。中國哲學史，若只注意於其時期方面，本亦可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時期，此各時期間所有之哲學，本亦可以上古、中古、近古名之。此等名稱，本書固已用之。但自別一方面言之，則中國實只有上古與中古哲學，而尚無近古哲學也。

謂中國無近古哲學，非謂中國近古時代無哲學也。蓋西洋哲學史中，所謂中古哲學與近古哲學，除其產生所在之時代不同外，其精神面目，亦有卓絕顯著的差異。在西洋哲學史中，自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建立哲學系統，為其上古哲學之中堅。至中古哲學，則多在此諸系統中打轉身者。其中古哲學中，有耶教中之宇宙觀及人生觀之新成分，其時哲學家亦非不常有新見。然即此等新成分與新見，亦皆依傍古代哲學諸系統，以古代哲學所用之術語表出之。語謂舊瓶不能裝新酒，西洋中古哲學中，非全無新酒，不過因其新酒不極多，或不極新之故，故仍以之裝於古代哲學之舊瓶內，而此舊瓶亦能容受之。及乎近世，人之思想全變，新哲學家皆直接觀察真實，其哲學亦一空依傍。其所用之術語，亦多新造。蓋至近古，新酒甚多又甚新，故舊瓶不能容受；舊瓶破而新瓶代興。由此言之，在西洋哲學史中，中古哲學與近古哲學，除其產生所在之時代不同外，其精神面目，實有卓絕顯著的差異也。

上篇謂自孔子至淮南王為子學時代，自董仲舒至康有為為經學時代。在經學時代中，諸哲學家無論有無新見，皆須依傍古代即子學時代哲學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經學之名，以發布其所見。其所見亦多以古代即子學時代之哲學中之術語表出之。^{[1]此時諸哲學家所釀之酒，無論新舊，皆裝於古代哲學，大部分為經學，之舊瓶內。而此舊瓶，直至最近始破焉。由此方面言之，則在中國哲學史中，自董仲舒至康有為，皆中古哲學，而近古哲學則尚甫在萌芽也。}

蓋人之思想，皆受其物質的精神的環境之限制。春秋、戰國之時，因貴族政治之崩壞，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皆有根本的變化。及秦漢大一統，政治上定有規模，經濟社會各方面之新秩序，亦漸安定。自此而後，朝代雖屢有改易，然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皆未有根本的變化。各方面皆保其守成之局，人亦少有新環境，新經驗。以前之思想，其博大精深，又已至相當之程度。故此後之思想，不能不依傍之也。

不過在此時代中，中國思想，有一全新之成分，即外來異軍特起之佛學是也。不過中國人所講之佛學，其精神亦為中古的。蓋中國之佛學家，無論其自己有無新見，皆依傍佛說，以發布其所見。其所見亦多以佛經中所用術語表出之。中國人所講之佛學，亦可稱為經學，不過其所依傍之經，乃號稱佛說之經，而非儒家所謂之六藝耳。

中國人所講之佛學，為中國思想界中之新成分，宋、明時代之經學家亦引之入經學。故謂中國無近古哲學，非謂在中古近古時期中，中國思想全無新成分，亦非謂此後中國哲學家，全無新見。歷史之時間，絕不容人之常留於完全同一情形之內。即自漢以後，講孔子、講《老子》、講莊子，以及講其他古代哲學家之哲學者，其理論比孔子等原來之理論，實較明晰清楚。其理論所依據之事實，亦較豐富。新見解亦所在皆有。上篇所說歷史是進步的（第一篇第一章第十一節），現在仍完全可適用。此等哲學家之新見，即此後之新酒。特因其不極多，或不極新之故，人仍以之裝於上古哲學，大部分為經學，之舊瓶內。因此舊瓶又富於彈力性，遇新酒多不能容時，則此瓶自能酌量擴充其範圍。所以所謂經者，由六而增至十三，而《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受宋儒之推崇，特立為“四書”，其權威且壓倒原來漢人所謂之六藝。即中國人所講佛學，其中亦多有中國人之新見。蓋中國人與印度人之物質的精神的環境皆不同。故佛學東來，中國人依中國之觀點，整理之、選擇之、解釋之。在整理選擇解釋之時，中國人之新見，隨時加入。此即中國人在此方面所釀之新酒也。然亦因其不極多或不極新之故，故仍以之裝於佛學之舊瓶內，而舊瓶亦能容受之。即如禪宗之學說，在佛學中為最革命的亦為最中國的，然仍須托為“教外別傳”之說，明其為佛之真意，此亦以舊瓶裝之也。故中國之佛學，其精神亦為中古的，其學亦系一種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