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第4/11頁）

我們既不否認《士喪禮》所說之禮，“根本仍是殷禮”，為什麽不從胡先生所主張，以為“祝”都是“殷祝”呢？其原因是：一則胡先生所主張，與經文文義不合；二則我們以為這些禮既是殷周並行之禮，似不必以為必為殷人所包辦。經中明言夏祝，殷人包辦之局，本來已經是不成的了。

我們再看原來的儒者是不是“商祝”呢？我們既承認原來的儒者是殷人，《士喪禮》中所說祝都是商祝，商祝及祝，亦都是殷人；但若無別的證據，我們仍不能說原來的儒者就是商祝。相禮是儒者職業之一，這是對的；但相禮與作祝是兩回事。關於儒者作祝之證據，胡先生只舉二則。即《檀弓》所記：“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墻，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胡先生以為，“按《士喪禮》的既夕禮，飾柩、設披、都用‘商祝’為之。可見公西赤公明儀為‘志’，乃是執行《士喪禮》所說的‘商祝’的職務”。（《集刊》頁二五一）“志”字作何解，胡先生未說明。我以為此“志”字，有計劃之意。公西赤是孔門一個自命為善於相禮者。他的志願是：“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論語·先進》）“小”是謙辭，所以孔子說，“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孔子死時，這個大喪，由他主持計劃，飾棺墻，置翣，設披，是照著周禮；設崇，是照著殷禮；綢練設旐，是照著夏禮。大概孔門弟子以為孔子是大人物，所以他的喪事，兼用三代之禮。子張之喪，公明儀替他計劃。大約對於當時之禮，也少有出入，所以《檀弓》特記之。這與作祝皆似無關系。

六 【論《周易》】

胡先生以為《周易》“需卦所說似是指一個受壓迫的知識階級，處此憂患險難的環境，待時而動，謀一個飲食之道，這就是儒”。（《集刊》頁二四八）胡先生又以為《易》之作者，乃殷亡後之殷人。“所謂《周易》，原來是殷民族蔔筮的書的一種。”（《集刊》頁同上）《周易》需卦之需，照其文義講應該是動詞。爻辭中，“需於郊”、“需於沙”等，皆證明此點。要把需字讀為儒，則“儒於郊”、“儒於沙”即為不詞；非於儒字下加一“在”字講不通。“增字解經”，已為不可；況且“需”讀為“儒”，恐怕亦無別例。至於胡先生所以以《周易》為殷亡後殷人之作，其理由是：（一）“全書表現出一種憂危的人生觀”；（二）“書中稱‘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更可見作者是殷人。”（《集刊》頁同上）大概後世讀《易》之人，總不易完全脫離“《易傳》”之影響。若離了“《易傳》”，原來只作占筮用之《易》中，是否有“人生觀”，已是問題。至於其人生觀是否“憂危”，更屬待考了。即令《易》中有此種人生觀，而亦不必與亡國民族有關，因持此種人生觀者不必皆亡國民族也。“帝乙歸妹”等，本當時幾個有名故事，不必殷人方知之。這些也不必多論。因為照《左傳》上看起來，《周易》確是“周”易，而且是官府之書，並非民間所有。例如趙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公二年》）此可見雖以晉之大國，趙宣子之貴族，必至魯，又觀《書》於太史氏，始能見《易》；見後又嘆周公之德，則《易》為周之統治階級之書，可以想見。《左傳》又說：“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莊公二十二年）據此則《周易》為周史所掌，初必王室有之。魯為周公之後，曾分得周之“祝宗蔔史”，（《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說）故能有之。陳則必有奔去之周史，始能有也。此《周易》之所以為“周”易也。據此則《周易》非亡國殷人所作之民間之書，甚明。

七 【論三年之喪】

胡先生所舉以證明儒與殷民族有關之證據，要以三年之喪為殷禮，而且只為殷禮一條，為最有力了。此說倡自傅先生，於胡先生很有用。因為他們的說若能成立，則三年之喪不但是殷禮，而且非周禮，最合乎證明儒講殷禮之用。不過我們仔細研究起來，我們覺得傅胡二先生之說之能立與否，還是很可疑的。關於這一點我們於上第五節中，已附帶論及。茲再就胡傅二先生所提證據討論之。

孟子勸滕世子行三年之喪，滕國父兄百官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而孔子說：“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胡先生說：“如果孔子不說誑，那就是滕國父兄百官扯謊了”；如果滕國父兄百官不扯謊，那就是孔子說誑了。胡先生認此為一大困難。直至傅先生說出，此困難始解除。傅先生之說，即以三年之喪乃“殷之遺禮，而非周之制度”，行於民間之殷人，而不行於統治者之周人。孔子之言，乃就前者而言；滕父兄之說，乃就後者而言。孔子與滕父兄皆不扯謊。（《集刊》頁二四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