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儒墨補

在《原儒墨》一文中，我說：儒家出於文士，墨家出於武士，換言之，即儒家出於儒，墨家出於俠。但儒之一字，在晚周較早的書中固常見，而俠之一字則在晚周較晚的書中，方始見。如果在晚周較早的書中，未見俠字，我們何能斷定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時即有俠？如果我們不能斷定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時即有俠，我們何能說墨家出於俠？這一點我們須首先討論。

在《原儒墨》一文中，我所謂俠或俠士，本來是指以幫人打仗為職業之一種人。我們現在所需要者，是證明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時有這一種人。只要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時有這一種人，我們在《原儒墨》一文中所持之見解，即仍可持之。至於此種人在當時是否稱為俠，則系另一問題，對於我們在《原儒墨》一文中所持之主要見解，無大關系。

《管子·小問》：“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厚而勿欺，則天下之士至矣。’”又《管子·立政九敗解》：“人君唯勿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並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禦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禦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驅眾；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此所謂“天下之豪傑”，“天下之士”，及“射禦勇力之士”，在“天下”隨便往來，有貴爵，“假而禮之”，厚祿，“厚而無欺”，則雖在“天下”者，亦可“取之”使來。如無此則雖在本國者，亦必“出在外矣”。照行徑看來，這種人正我們所說之以幫人打仗為職業之武專家或武士。又孟子謂齊宣王曰：“抑王興甲兵，危士臣，然後快於心與？”（《孟子·梁惠王》）墨子謂：“昔者越王勾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墨子·兼愛下》）此皆“士”“臣”並稱，將“士”與“臣”分為兩類。或者“臣”乃君上自屬之人民，“士”乃招來之武士。此點雖不敢十分確定，但就《管子》所說觀之，則當時實有以幫人打仗為職業之武專家或武士。此種武士在貴族政治未崩壞之時不能有。在貴族政治未崩壞時，出兵打仗，貴族各率其民，貴族即是將帥，庶民即是兵卒。必在貴族政治崩壞以後，社會上方有含有自由職業性質之流動分子。文士武士即其中之二大流品。

關於上所引《管子》二段，尚有兩點須插入說明。第一點即：《小問》一段雖可認為系記述管子之言，但《立政九敗解》一段則明系墨家兼愛非攻之學說已行後之情形，何足以證明關於墨子以前或其同時之事？關於這一點，我們須知戰國時代乃春秋時代之延長。戰國時代所有之社會情形，大概在春秋時代即已有之。不過戰國時代之社會變化，在性質上比春秋時代深刻，在範圍上比春秋時代擴大。戰國之於春秋，雖“踵事增華，變本加厲”，然實如“大輅之於椎輪”也。固然若只有《立政九敗解》一段，我們不能對於關於墨子以前或其同時之事，有所斷定，但與《小問》一段聯起來看，則二段即可互相證成。

尚須插入說明之第二點即：照《立政九敗解》一段所說，則兼愛非攻之學說，對於“射禦勇力之士”甚不利，因此種學說行，則此種人將無事可作也；墨家正提倡此種學說。何得謂墨家出於此種人？關於此點，我們須聲明：我們只說墨家出於此種人，並非以為墨家之徒只即是此種人。墨家與普通武士不同之處，我在《原儒墨》一文中已詳加說明。墨子出於武士，而主張與武士不利之學說，正如孔子雖出於以教書相禮為職業之文士，而卻不以禮之繁文縟節為可貴。如孔子雲：“禮與其奢也寧簡。”（《論語·八佾》）又雲：“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論語·陽貨》）如專就相禮之職業說，則禮文愈繁，相禮者愈有事做。但孔子卻不主張禮以繁為貴者，因孔子雖出於文士，而卻非只即文士也。兼愛本武士之道德，非攻乃當時普通的主張。但別家主張非攻，不過止於口說。墨家則有有組織的實力，以推行此主張。墨家之團體，能實際參加戰事，且有自制之守具，代被侵略者守禦，以抵制強者之侵略。此乃事實。吾人對於此事實，可有兩種看法：一種看法即以為兼愛非攻之學說，及抵制侵略之團體組織，皆墨子所手創，前無古人，非有所因襲；此即傳統的看法。第二種看法則以為凡一種學說之發生，必有其社會的背景，一種組織之成立，必有其社會的根據；故墨家之學說組織，亦有所因襲；此即吾人所持之看法。依此看法，則墨家之團體組織，非為前無古人之新創，乃當時本有此等團體，而墨家之團體，乃其中之有主義者。此等“能征慣戰”之團體，只可於武士中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