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第3/11頁）

四 【論儒之“古言服”】

胡先生引《墨子》“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以為“《墨子》書中說當時的儒，自稱他們的衣服為‘古服’。周時所謂‘古’當然是指那被征服的殷朝了”。（《集刊》頁二三七）但我們試看《墨子》書中此段下文，即知並不必然。下文是：“墨子曰：‘子（公孟子）法周而不法夏，非古也。’”據此，則公孟子之古言服，乃是周言周服，墨子時所謂“古”不必即“指被征服的殷朝”。公孟子之古言服，既即是周言周服，而何以又是“古”言“古”服呢？關於這一點，我們要知道春秋戰國，在經濟、社會、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是一個大轉變時期。舊說以此時期為“世衰道微”、“禮壞樂崩”之時期，即是為此。在各方面制度皆有劇烈轉變之時，因為思想之繁復，新名詞之增加，新文法之應用，言語也有劇烈轉變。而衣服方面也必常有新花樣出來。用新名詞新文法之言語，在初行時為“新文學”；及行之既久，大家習為故然，不用新名詞，新文法者，即成“古言”了。新花樣之衣服，在初行時為“奇裝異服”；及行之既久，大家習為故然，原來非“奇裝異服”之衣服，即成為“古服”了。故公孟子之“古言”之古，乃對當時充滿新名詞新文法之“新文學”而言；其“古服”之古，乃對當時新花樣之“奇裝異服”而言。儒家是擁護傳統反對變革者，故其言服亦不隨潮流變革。及隨潮流者之新，已成為故然，儒家之人之言服，遂成為古言服，然而實仍是周制。所以墨子以為公孟子“法周而不法夏”，仍“非古也”。

《墨子》書中又說：“公孟子戴章甫。”（《公孟》）而《士冠禮記》雲：“章甫，殷道也。”胡先生以此為儒服即殷服之證，（《集刊》頁二三七）又將何解？關於這一點，我們須要注意上節所述之殷周文化異同問題。如果章甫是殷冠一點有什麽重要的意義，章甫須只是殷冠而不是周冠方可。如章甫是殷周並用之冠，則我們不能因為某人或某種人戴章甫，即斷定其與殷有關。猶之我們現在不能因為某人或某種人穿馬褂，即斷定其與滿人有關。《論語》公西華說：“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先進》）宗廟會同，乃重大典禮。參加其事者，穿戴似必須合時王之制。如有人以亡國民族之衣冠參加，似不相宜。據此，則章甫雖起源於殷，而亦為周制所用。不過後來“奇裝異服”成為流行衣服之時，章甫不常為人所用；而儒者依然戴之，故為當時所奇怪了。歐洲自上次大戰後，生活日趨簡易。戰前中上階級，及大旅館中食客，吃飯必穿禮服。近則穿者極少，而大旅館中之招待，侍者，則依然堂哉皇也的穿禮服。久而久之，此禮服即成為古服，或成為侍者服，亦未可知。儒以相禮教書為職業，故終日穿著禮服，大搖大擺。迨後生活簡易，別人不穿禮服，而儒者仍終日穿之，所以有些禮服遂為古服，儒服了。

五 【論儒與“商祝”】

胡先生說：“《士喪禮》與《既夕禮》（即《士喪禮》的下篇），使我們知道當時的喪禮須用祝，其職務最為繁重。《士喪禮》二篇中明說用‘商祝’凡十次。用‘夏祝’凡五次。泛稱‘祝’凡廿二次。舊注以為泛稱‘祝’者都是‘周祝’。其說甚無根據。細考此兩篇絕無用‘周祝’之處；其泛稱祝之處，有兩處確指‘商祝’，有一處確指‘夏祝’，其他不明說夏與商之處，大概都是‘商祝’”。（《集刊》頁二五一）照我們的看法，舊注以為泛稱“祝”者都是“周祝”，其說是可通的。因為《士喪禮》二篇中，明分“祝”為三種，即“夏祝”、“商祝”、“祝”。《士喪禮》為周人之書，對於“周祝”只稱“祝”，本是很在情理的。若泛稱“祝”者亦指“商祝”，則《士喪禮》中又何必作“商祝”與“祝”之區別呢？胡先生以為“細考此二篇，絕無用周祝之處”。此是不以“祝”為周祝之故。若以“祝”為周祝，則《士喪禮》中用周祝之處，比用殷祝還多一倍。胡先生以為“不明說夏與商之處，大概都是商祝”。其所根據是“因為此種《士喪禮》雖然偶有雜用夏周禮俗之處，其根本的禮節仍是殷禮，故相禮的祝當然以殷人為主”。（《集刊》同上）這個假定，正是胡先生文中所要證明的。所以若無別的證據，我們還覺得舊注所說，似與《士喪禮》的文義較合。

我並不否認《士喪禮》所說之禮“根本仍是殷禮”。因為我是承認“周因於殷禮”之說的。但是若說《士喪禮》所說之禮只是殷禮，在周只民間之殷人行而統治階級之周人不行，則大有問題。因為行《士喪禮》之“士”，本身就不是庶民。照其所說的那些派頭，也不是庶民所能辦的。胡先生在此點似乎也未主張此說。但在此點若未主張此說，則於三年之喪之服制，似乎也不能以為只是殷人行之，而周人不行三年之喪亦明載於《儀禮》。就《士喪禮》這兩篇說，喪葬之禮如此的繁重。孝子要“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绖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初喪之禮既如此，以後的喪服不像是幾個月可以了的。初喪的禮既如此，則以後二十五個月的三年之喪真是“如白駒之過隙也”。關於這一點，我們於下文另有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