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被征服者是先進民族，而征服者卻處於半開化狀態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羅馬帝國，或蒙古族入主中華帝國時那樣，野蠻人通過軍事征服所贏得的權力，能使之與被征服的文明民族達到同等水平，並共同向前發展，直到被對方同化為止。一方擁有實力，另一方擁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識和技藝，後者則羨慕征服者的權力。於是，野蠻人將文明人請入他們的宮廷，文明人則向野蠻人開放了自己的學校。

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
《美國的民主》，第330頁

1644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雖然明朝皇帝於北京皇宮後的煤山自殺僅六星期後，清軍便占領了紫禁城，但明清兩朝的嬗替，決非一次突如其來的事變。無論是我們現在所持的公正觀點，還是當時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觀點，都承認1644年的事變，肯定是17世紀明朝商業經濟萎縮、社會秩序崩潰、清朝政權日益強大這一漫長進程的組成部分。

對當今的歷史學家們來說，明朝末葉中國與世界貨幣體系的關系是相當清晰的。由於國際收支經常出現有利於中國工商業的赤字，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中國，自羅馬時代以來便是歐洲貨幣的歸宿，17世紀通過與西屬菲律賓的貿易，又成了美洲白銀的主要吸收者。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然後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後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中國。加上每年來自日本的15萬到18.7萬公斤白銀，在17世紀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約達25萬至26.5萬公斤。

1620年至1660年間，歐洲市場爆發了貿易危機，以西班牙的塞維利亞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遭到沉重打擊。中國盡管與歐洲相距遙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影響。在17世紀20年代歐洲貿易衰退之前，停泊於馬尼拉的中國商船每年多達41艘，到1629年便降為6艘，加之當時與中亞貿易的萎縮，新大陸輸入中國的白銀便大大減少了。17世紀30年代，白銀又開始大量流入中國。西屬新大陸的白銀又從海上源源運至馬尼拉，大量日本白銀被澳門人帶到了廣州，而更多的白銀則從印度的果阿經馬六甲海峽流入澳門。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銀流通再次被嚴重阻斷，而此刻正值長江下遊地區高度商品化的經濟急需更多白銀以對付通貨膨脹之時。1634年後，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從阿卡普爾科出口；1639年冬，許多中國商人在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殺；1640年，日本斷絕了與澳門的所有貿易往來；1641年，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果阿與澳門的聯系也被切斷。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

明朝末年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可能正是白銀進口長期不足的嚴重後果之一——在長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區，通貨膨脹導致谷價暴漲，給當地城鎮居民帶來了極大災難。在1635年至1640年白銀進口量驟減期間，那些主要以養蠶為生的人們處境更艱難了。由於國際絲綢貿易萎縮，浙江北部的湖州等絲綢產地迅速衰落。與此同時，天災和疾疫又一起襲來。從1626年到1640年，罕見的自然災害席卷中國大地，嚴重的幹旱和洪澇接踵而至。接連不斷的饑荒，伴隨著蝗災和天花，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經過這場浩劫，晚明的人口總數大幅度下降。有的學者甚至提出，從1585年到1645年，中國人口可能減少了40％。不管怎樣，中國人口的嚴重下降，恰恰與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同時發生。僅這一點便足以使歷史學家們相信，中國也被卷入了17世紀那場困擾著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機。

明朝後期，許多親身經歷了那次通貨膨脹的人們認為，當時的經濟困難主要是由經濟的貨幣化引起的。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人們普遍對社會經濟的商業化感到不滿，而對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場時的那種更具自給自足性質的簡樸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於17世紀初的地方志，曾將弘治朝（1488—1505）寧靜的道德與經濟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會的混亂與瓦解進行了對比：前者田宅豐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寧，盜賊匿跡；後者則財產頻繁易主，物價不穩，貧富分化，市場繁雜混亂。進入17世紀後，情況更加惡化。人民大量破產，十室九貧；少數豪富，依財仗勢，奴役窮人；天地之間，金錢似乎支配著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