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江南的抵抗運動（第2/35頁）

鄉紳們的矛盾心理

就某種程度而言，所有鄉紳在社會秩序的穩定中都會得到好處。然而，在從特定階級利益角度考慮通過與新政府積極合作而維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時，這些鄉紳卻仍然還保持著他們忠於前朝的傳統，因為那個王朝使鄉紳處於很高的社會地位之上。

表達這種忠誠，並在同時解決社會利益和個人信仰之間的這種沖突，一個辦法就是獻出一個人的生命。因為江南是士大夫最為集中的地區，因此在1644年這裏的自殺現象非常之多。幾百名當地的士大夫當聽到崇禎皇帝的死訊時，用投水、絕食、自焚、上吊等形式殉節。這個省的地方志裏的一份材料很有代表性：

許琰，字玉重，長洲諸生。甲申聞闖賊變，大慟哀。詔至躍入胥江，家人馳救之，遂絕粒。遺詩雲：忠魂誓向天門哭，立請神兵掃賊氛。

不時有這種情況：整整一個家庭都采用這種方式自殺了。一個親人自殺了，那麽父親、兄弟或兒子的死亡，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員。他們不論是出於公或私的考慮，都會立即自殺。在一個事件中，13名家人都是在這種情況下自殺的。經常地，有一個立誓必死的家長安排這種自殺行為，有時是把全家人鎖在住宅中，然後放火把房子點著。在華亭的一個事件裏，一個執意要死的士大夫，讓16名家庭成員一個接一個跳進了家裏的水井，最後他自己跳到這些屍體上，也死了。

集體自殺也發生在家庭以外。一個特別狂熱的文士可能會決定自殺，而他的榜樣又會鼓舞其他的人。當一個叫許王家的漳州年輕諸生聽到皇帝的死訊時，他穿上學子的服裝跳進了河裏；其他人立即加以仿效。有時士大夫也采取很平靜的死法。一個很知名的文人，聽到李自成占領了首都以後，便穿上他的儒服，從此不吃不喝；此後的日子裏，朋友、親戚、同仁和學生們懷著敬意圍坐在這位莊重的老學者身邊，他一言不發，慢慢離開了人間，另外的人們則采取了更為沖動和更為壯觀的做法，跑到附近的孔廟，或莊嚴地焚燒他們的學人袍服，或在殿壁上寫下一首剖白忠貞的詩句，然後自殺而亡。有記載的殉難者除極少的例外都是士大夫。這種對滅亡了的王朝堅定不移的責任感，顯然是社會地位所賦予的義務，而不僅僅是一個個人良知的問題。

盡管這個時候有些人因為供養父母的考慮而沒有自殺，但是像這樣的自我犧牲，其道德意義是明確無誤的。另一方面，成為勤王者並投入武裝抗清活動，也是士大夫的一種政治和道義上的報恩之舉。因為這些忠君之士反抗中央統治，因此他們很容易被混淆成農民起義軍。與此同時，他們還把各種無法無天的人吸收到隊伍中來了，士大夫本來是最怕這種人的。時間一長，這些忠君的文人發現，他們自己處在一群與之沒有共同價值觀念，也不能容忍其行為的人中間了。

清朝統治者顯然很喜歡強調忠君分子隊伍的社會成份烏七八糟，盡管這些官員完全知道強盜與義軍兩者之間的區別。政府文件照例把忠君義士稱做“土匪”或是“強盜”，清朝官吏常常指責義軍的士大夫領導人把命運交給了下層盜匪。忠君分子對此有過回答。一個出身官僚家庭的廣東學士馬應房，在被捕後受到清朝的一個刑部官員的審問：“若父為太守，若為諸生，何敢作賊？”這位忠君之士曾經幫助廣東的義軍領導人陳邦彥組織了一支土匪軍隊，他並不想否認他與一群亡命之徒有過聯系。不僅如此，他還回答到：書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獨不見文丞相招合峒蠻，嶽武穆指揮楊麽軍乎？

這個時代確實需要像馬應房這樣的人：即擅長駕馭指揮那些市井無賴和雇傭軍的熱誠的文人。有時，這樣的人出現在失意者之中。比如，1645年6月在浙江北部嘉興抗清力量的領導人就是一個叫做張叔菴的未得朝廷任用的諸生。他嗜酒性烈，在清軍占領之前，一直是許多為谷物和財產權而械鬥的“鄉黨”首領。張叔菴生性暴烈，甚至威脅到了他周圍的那些人；但是在他的地方武裝被打敗以後，他沒有逃避逮捕而赴死遇難，因此他一直受到人們的稱贊。即使是在包括了各地各種隊伍的鄉村抵抗力量高層領導人中，也仍然需要這樣的人，他的學識的力量足以協調各個獨立文人集團，其體魄膂力又足以震懾那些下層分子，把他們召納為部屬。比如，1646年廣東抵抗力量的一個關鍵人物是明代的舉人和前閣部侍郎黎遂球。記載廣東忠義之士的材料屢屢提到一個又一個由黎遂球推薦任職的人。他本人是這個省四個享有盛名的文人團體的成員：南園詩社，集中在駱賓王周圍的番禹區文人團體，文社和白雲山詩社。就像黎遂球把許多不同的文人團體集中在一起以保衛唐王一樣，他親自從廣東海盜中為蘇觀生在江西南部的防線招募了一支援軍。1646年10月6日贛州失陷時，他和這些人一起戰死在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