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北方中國的地方控制

該職看得，劉文炳、郭君鎮，久通賀、孫諸賊，蜂屯蟻聚，逆我顏行。撫則違命，剿則遁逃，勞我兵力，費我軍需。二十年來，荼毒生靈。秦中士庶，莫不欲食肉寢皮。

《明清史料》丙編第六冊。
轉引自謝國楨編《清初農民
起義資料輯錄》，第271頁

雖然阿濟格及其將領們在1645年春聲言，自大順軍被逐出西安之後，河北、山西和陜西已經“平定”，但這幾個省的形勢還遠未穩定下來。例如，位於北京與大同之間的宣化府，有自稱“皇天清靜善友”的會黨起兵反對新朝。男女信徒們在精通拳腳的拳師帶領下，擊退了朝廷軍隊；當巡撫張鳴駿捕捉住肇事首領，馬上就有其他好漢起而代之。這一教派還在鄰近的山西煽動暴亂。山西巡撫馬國柱和總督李鑒暫時停止了對大順逆賊高九英的軍事行動，以便根除該省西北寧武一帶的“善友會”。當高九英部接受寧武守將的招安而平息下來之時，總督高勛、李鑒卻還繼續在該省東南部鎮壓其他教派，並統統視之為善友會。雖然有幾個清朝官員認為那兒的農民善良本分，其他人卻稱他們是“作崇”的“妖賊”。於是李總督命令手下人馬對任何一個被認為是民間宗教團體成員的人格殺勿論，攻入並摧毀被官府認作信徒活動中心的“堡”。成千個要塞因此被毀壞了。

與此同時，一個類似教派的叛亂也在陜西省府西安附近的西部發生了，盡管他們與善友會的起義不一定有聯系。誠如該省總督相當簡潔地向多爾袞報告的那樣：

一日臣方坐署，喧傳有數龍自天而下。少頃鄉約首送前龍，視之，乃《皇極》妖經一卷也。

“經”背後的“妖”是一個叫做“胡壽龍”的宗教預言家。據說胡壽龍借“焚祝”之名，“煽惑”人民，聚眾2萬余，號清光元年。總督一聽說這個虔誠的千年福派聚眾起事，就派兵下鄉，迅速斬殺或驅散了胡壽龍的“妖黨”分子。

孟喬芳和陜西的初步平定

在陜西無情殺戮的這位總督是刑部左侍郎、總兵孟喬芳，他在錦州圍攻戰中也曾是這樣的勇猛異常。1644年，孟喬芳隨多爾袞南下中原，次年初，除右副都禦史、兵部右侍郎、總督陜西三邊。其所領之部皆為精兵，包括一直為多爾袞所倚重的內大臣何洛會鎮戍西安之部，以及新近投降的副將任珍的和州戍兵。然而，即使這些久經戰陣、訓練有素的精銳部隊，都感到要控制陜西，真是異常困難。

明朝時期，陜西省包括了古代中國的心臟地帶和其外的部分中亞地區。現在分立的甘肅和寧夏兩省那時候還在一個總督的管理之下。對於在“河西”（當時稱甘肅走廊為河西走廊）旅行的漢人來說，這裏就像是他鄉異國。不僅城鎮緊閉，像城堡一般，與中東和中亞的城市一樣同鄉村截然相分，而且居民種族各異。到17世紀中葉，一個種族混雜的群體在陜西西北及青海湖周圍的湟中定居下來。他們有說蒙古語的喇嘛教土人，有信奉喇嘛教和伊斯蘭教的西藏人，有信奉伊斯蘭教或非伊斯蘭教的漢人，有說土耳其語和說藏語的穆斯林薩拉兒人，有蒙古族血統的說藏語的穆斯林，有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以及穆斯林土人。這些民族中有許多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東西之間的商隊貿易為生。自帖木兒帝國在15世紀後半葉衰亡以後，中亞的遊牧團體——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人——對撒馬爾罕和赫拉特城市中心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並開始攻擊去土耳其斯坦途中的商隊。此後不久，歐洲與東方海運貿易的擴展，使得商業聯系向別處轉移，結果在中國西北部出現了一場嚴重的經濟蕭條。

同時，這一地區日益受到蒙古人侵擾。自奧都拉什德（1533—1565年在位）死後，察哈台汗國及其在喀什噶爾一元化統治的崩潰只是使局勢惡化。內地草原遊牧民族逐漸漢化，在經濟生活上變得越來越依靠於西北定居人口。他們相互之間也開始了更加貪婪的競爭。在湟中地區，當地的蒙古土人統治者（他們是由明朝皇帝敕封的“土司”）抵抗著西藏喇嘛教寺院為土地和食物而日益嚴重的侵擾蠶食，到16世紀90年代，土司和喇嘛之間的世仇與戰爭使這裏慘遭蹂躪。不過，由於西寧的蒙古土司的權威來自明皇室的敕封，所以在17世紀叛亂四起之時他們仍舊忠於明朝。他們在1642年擊潰了一次藏人的反叛，並於同年抗擊了李自成對西寧的進攻。雖然蒙古土人在1644年殲滅了李自成大軍的一支主力部隊，甘肅走廊的“夷狄”卻沒能在大順軍立基陜西之後頂住他們。在大批人口遭到殺戮之後，肅州被占領了，接著西寧遭到了洗劫，許多土司被殺。所以，當阿濟格把李自成趕出西安時，蒙古土人就迅速成為滿清的同盟者，總督孟喬芳以及阿濟格再一次鞏固了他們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