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江南的抵抗運動（第3/35頁）

實際上，對於一個“領導”著一個抵抗運動的忠君文人來說，他常常會突然發現他招募到的士兵實際上不過是一些脫離了百姓生活的，因無以為生而鋌而走險的罪犯。太湖地區的忠君之士要求楊廷樞加入他們的起義時，他問他們怎樣得到給養，他們回答說“取自百姓”。楊廷樞說：那樣的話，你們就是強盜，那還有什麽正義可言？

在這兩個不同的事例中，我們看到了這些士大夫對最容易加入勤王運動的這一類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因為“文人赤手空拳”，只能靠忠誠和正義的信念去指導這種與下層人的聯盟。而在另一方面，這些文人很快就失望地發現，這些近乎於罪犯和強盜的人蔑視那些有教養的學人，以及他們所珍視的社會良知，因為他們不是為了忠君的信仰。因此，作為農民保護人的士大夫的理想化的責任，使他們在原則上不願與那些無法無天的人結為聯盟，他們總是把這種人看成是定居的農耕社會中靠搶劫為生的強盜。而且因為許多地方鄉紳強烈地感受到了這種責任，因此，他們很容易響應新政府的呼籲，以避免把自己及其舉措與一種匪盜橫行的狀況聯系起來。當然，這些士大夫同時也懂得農民制造社會動亂的能力，特別是在江南這樣的地區，由於不斷地社會分化，社會上下層之間存在著彼此沖突的可能。

江南地區的經濟分化

在中晚明時期，農業的商業化，相應伴隨著一種復雜動蕩的社會狀態的出現。在經濟上，隨著地主和佃戶將維持生計的谷物收成改變為植棉、養魚和桔園、桑園的經營與茶的種植，新的農業形式在江南開始產生了。新的農業管理技術發展了，常常需要使用雇工或是有人身依附性質的勞動力。這種管理農業的新形式要求更多的資本投資，特別是要用於灌溉，並且日益集中在管理地主手中。然而，改善農業技術的所需成本，決不是導致土地集中的主要原因。如果一個農家變成了“富戶”（這常常是依靠經商和公職來取得的），那麽，與不夠富裕發達的人家相比，它就更容易保護他的家族免遭賦稅之苦。這在明後期江南賦稅變得十分沉重時，是尤為重要的。因為當地方的總的賦稅負擔之增加時，那些在當地有政治影響的人家便可以通過鄉紳的掩庇或通過裏甲制度來虛報土地。1567年，南直隸長官上報說，在蘇州、松江、長洲和靖江四個府縣，有1995470畝土地是托名假冒的，有3315560畝土地在許多裏甲中被以欺騙手段分割開來。這種逃避了賦稅的農業經營，顯然可以使用更多手段應付自然災害。比如，在1589年嘉興地區的大旱中，這個地區一半以上的農民或是離開了土地，或是將其土地交給那些富戶，自己則變成他們的“客”或佃農。越來越多的土地開始集中到富裕的地主家庭的手中。

這些土地所有者的許多人也是官僚集團成員，他們可以利用免役權使其財產免征賦稅。在農村土地資源的競爭中，這個社會階層——在16世紀它被叫做“鄉紳”——取代了在明初負責收稅、分配徭役、決定司法、管理灌溉的糧長的位置。在15世紀30年代南直隸巡撫周忱的賦稅改革以後，糧長在地方長官那裏失去了一些他們的權勢和威望，但是他們仍然是在鄉村居住的“處士”，收買土地，高利盤剝。作為深深紮根於鄉村社會的當地居民，這些處士糧長在理想上是寬仁的家長式的。在嘉靖時期，有一段時間曾經是終身任命、父終子繼的糧長，開始變成為輪流承擔的職務，常常指定大地主擔任。這樣當處士失去他們在本土的半官方地位時，官僚鄉紳就越來越可以使用他們的免役權，使其土地免征賦稅。而且因為他們大都住在城裏，因此和處士不同的是，他們對他們的佃戶和勞動力很少感到有家長式義務，這就可能導致了晚明時期階級沖突的加劇。不過，許多鄉紳，特別是那些致仕官僚，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田莊中，極認真地執行他們作為“士隱”的責任，幫助解決一些公共問題。

江南大土地所有者的田莊，常常是一些十分多樣化的產業，把畜牧（魚、家禽、豬的飼養）和園林（漆樹、蔬菜和桑林的種植）結為一體。到明代晚期，一個新現象業已出現，這就是士大夫官僚成了田莊經濟的管理人。當時的很多材料表明，那些官僚從官場致仕歸鄉後，就專事農業管理；培育新的谷物，分派各種農活，督責女仆紡績。家仆開始被認為是一種投資形式；我們也看到很多材料說，那些父輩的鄉紳要兒子好好供養那些雇工和合同工們吃喝，以使他們能好好幹活。退休的地方長官們現在發現，親自管理家仆秋收，指揮他們建造房屋和整修水利，是沒有什麽不體面的。就像當地的一位貴婦人提醒她丈夫的話：你既然已身無官事，那麽就該專心家事了。盡管這種農業管理趨於一種半莊園制度，甚至它還包括了直接由大地主經營的以牟利為目的的手工作坊，但是對中等和富裕的農民來說，還是有機會專務於土地的。常常是丈夫耕作，妻子蠶織。實際上，在晚明對婦女的日益重視（顯然這也與她們文化知識的增長有關），可能反映了她們新的、更為重要的經濟作用——許多時候她們為家庭帶來的副業收入，要遠遠高出土地正常耕作所帶來的收入。這樣的家庭可以從絲棉制品的不斷上漲的價格中獲利，因此，許多中等農民家庭在這個時期變成了富裕農民，甚至成了管理地主自然，從小的地產擴展為大土地經營，依靠的是充分的勞動力，他們在明的中晚期也在增加。這種勞動力大軍增加的一個原因，就是土地價格的提高已經超出了貧困農民所承受的能力，他們常常淪為奴隸或是流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