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北方中國的地方控制（第4/13頁）

本職體我大清寬仁，網開一面，準其投安，嘉言撫諭，令其引殺賊孽立功。渠等邀釋，鹹願死報，隨令各降丁鄉導，分投搜殺。

接著，4月28日，任珍兵馬由“魔王坪”營寨的幸存者領路，進攻一個個“穴窟”，“砍殺無數”。只有一些事先得到警報的人，得以棄寨逃入山中他們極為熟悉的最險峻最難接近的地帶。5月12日任珍收兵回營後，向北京報告說，縱使他不能擔保將來不會發生新的起義和襲擊，但目前鎮安山確已安定下來，地方長官可以平安地治理那一地區了。

可是，鎮安的義軍原來就不對清朝在興安的駐軍構成主要威脅；他們對於攻打漢陰甚至也沒責任。照巡撫黃爾性的說法，倒是因為組織完善的“長發”橫行於整個仁河河谷。他們原本是由孫守法組織起來的，目前正在一個以“隆武”為號的復明政權領導下活動。武大定在紫陽地區的存在，已為寨民大起義及寨民團夥襲擊山谷居民區提供了可能性；因為雖然清軍很早就從孫守法手中奪取了紫陽城，武大定還是一直能夠獲得紫陽城外的許多當地山寨的支持，事實上可以隨時發起進攻。

所以，在兵營僅僅休息了兩天，總兵任珍就在5月14日率軍渡過仁河掃蕩，帶回了274顆首級，將之懸掛在興安城大門外。接著，休兵十余天後，任珍率眾抵達紫陽城，並於6月22日出城，穿行於溝渠險道間，向武大定的基地進軍。滿漢軍隊遭到了武大定及其當地同夥的伏擊，反抗者矢石齊下，險些截斷了清兵的行列，但是任珍的兵馬——包括一些他自己的家丁——穩住了陣腳。任珍後來聲稱，正是他們在戰鬥中的頑強表現，使土寇們動搖了對武大定抵擋朝廷大軍能力的信心。到任珍6月29日脫離戰鬥，返回紫陽城時，已有12個“堡寨頭”向他投降，依命剃發，並率其親戚及部屬承認了大清帝國的仁慈的統治。

陜西低地與山地的暫時平定，也有助於清政府穩定其對鄰近的山西省的統治。早在1645年8月，大順殘部在高九英領導下拒絕接受大赦，在岢崗舉旗反抗。李鑒捕獲了反叛者，並將其斬首，殺了他的所有人馬。當孟喬芳和他的部將在西部不斷地消滅義軍時，巡撫馬國柱正在著手加強清朝對山西的控制。

國柱撫山西年余，捕誅（李）自成余孽伏民間者，安集撫循，民漸復業。

北京中央政府以文臣申朝紀替換了武將馬國柱，開始正式任命該省官吏，充實長期空缺的位置，重新遵照在正常政府統治占優勢的和平地區的程序，實行官吏的升遷。

山東的清剿

至於平定首都東邊的山東，就完全是另一碼事了。不管官府的措施多麽嚴厲（1646年12月，一支滿洲軍隊僅在一個州就殺了1.6萬多人），那裏的起義還是接連不斷。在兗州府，道路經常被寇賊截斷，整個地區屢遭兵強馬壯的反抗武裝的襲擾。這些地區的明朝官吏，尤其是九山周圍地區的官吏們，打心眼兒裏歡迎清軍的到來，為他們正在進行的對土寇的圍剿找到了新盟友而感到寬慰。許多官員詳盡報告了賊黨的規模、地點和首領，決心與清廷協力消滅他們。省府官員不久就收到了他們的報告，並將之呈送朝廷。報告中清楚地反映了該省，特別是在兗州的混亂程度。例如，兗州鄒縣知縣吳儔飛列舉了其縣境內的52個賊黨，每夥計有四五百人。據山東巡撫吳達1647年2月的看法，這種形勢需要最強有力的反擊措施。吳達用最強烈的措辭向多爾袞描述了山東的騷亂，指出這個省為畿輔咽喉，如果允許這種混亂繼續下去，“使人疑大兵雖發，無如賊何，以訛傳訛，反側子復安所忌憚？”因此，吳達爭辯說，多爾袞派八旗兵到南方去攻打明朝殘部恐怕是一個大錯誤。清兵一旦離開北方南下，他們的後方就會有人造反。山東地區的騷亂，意味著清軍自身的供給線會被切斷。

吳達繼續指出，他所認為的這一戰略錯誤，基本上是因該省的奏報不實而造成的。地方官吏虛報剿賊戰績，自欺欺人。俗話說：“擒賊必擒王，射人先射馬”，而在實際中這簡直一點都沒做到。舉例來說，山東賊黨有一個出色的情報系統。衙門胥吏中有他們的耳目和同情者，一當清兵出剿，衙役就通風報信，使賊徒得以“易裝”為農。另一方面，如果駐守各大州府的勁旅坐待各縣被義軍攻擊的報告，那麽朝廷援軍是決不能及時到達以捕獲賊徒的。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攻打賊徒的根據地近乎不可能，因為他們占據著山頂或洞穴。在這樣的地形裏，既不能使用騎兵，通常也無法把大炮拖到山上來轟擊他們的據點。吳達認為，唯一可能的是全面圍剿策略，圈住土寇的大本營，毫不寬容。因為對付賊黨的策略之緩延無效，搖擺於“撫”與“剿”之間，為時已經太久。所以，吳達說服多爾袞亟遣大軍，進駐濟南、東昌，以免山東百姓因觀望而造反，發動全面反清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