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危時計拙”

江潭愁鼓迻，滄海憶乘桴。

此處同攜手，何人可惜軀。

亂離忘歲月，飄泊憎妻孥。

莫作窮途慟，乾坤定有無。

陳子龍：《陳忠裕全集》
第十四卷，“避地示勝時”

雖然，1645—1646年冬天清軍已牢牢占領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卻沒有幾個清朝官員相信這一地帶已經完全掌握在他們手中。首先，崇明島就依舊有海盜船入港停泊，清朝水軍不止一次地在那裏與復明分子的部隊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華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樣，長江下遊地區的復明殘余力量可能與上遊地區的其他抵抗武裝，尤其是安慶一帶的反清分子聯合起來，也將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安慶一帶的各支反叛武裝，是湖廣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潛在的同盟軍。這樣，勤王運動就有可能蔓延整個長江流域，阻礙清朝在南京的統治。在這個前明陪都的周圍地區，民眾與新政權有著明顯的對立。因此，不放棄和平招撫政策，不對1645年起義進行報復，避免激怒這麽多人民大眾，是有著重要意義的。所以，毛九華認為：

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於是，部分是出於力不從心，清政府在1646年繼續實行與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別受到優待的是這一政策的制定者錢謙益，他在三月份應邀來到北京，以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明史館副總裁。

錢謙益與合作的汙點

錢謙益賣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職之前，錢謙益到蘇州城外的虎丘一遊。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領大袖的樣式特別的外套，一位江南學者從他前面走來，注意到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問他這件衣服代表哪朝風格。錢謙益故作戲語道：“小領示我尊重當朝之制，大袖則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學者便諷刺地品評說：“大人確為兩朝‘領袖’！”這樣，雖然多爾袞一時也許還沒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帶這樣一個變節者北上京城，卻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墮落與腐化的問題。

甚至在南京陷落、錢謙益投降滿人的時候，清廷中對於歡迎多鐸的南京政權大臣們暖昧的品節就頗有一些議論。吏部主事熊文舉反對起用這些新投靠者，他把這些人稱為“市井冒濫”，反而贊賞匿身山林的那些忠義之士。但熊文舉本人也不乏投機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過職，現在又在多爾袞麾下。其實，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錢謙益之流公開嘲笑了。不過，他的反復告誡提醒了多爾袞。多爾袞可以寬恕單純的官僚投機，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黨。熊文舉的告誡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舊日晚明黨爭的惡習。

自錢謙益來到北京之後，多爾袞再次警覺到使用前明官員的危險，他們有可能使天啟、崇禎朝的派系活動復活。整個夏天，清廷都因張存仁的報告而喜氣洋洋。張存仁是遼東老臣，1631年投靠滿人。1645年12月，張存仁出任閩浙總督，與唐王及魯王的部隊作戰，均獲大勝。他的報告指出，數十名、甚至數百名為這些政權服務的官員向他的部隊投降了。到1646年9月，這些南明士大夫有許多來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實上，他們人數太多，以致出現嚴重的人多闕少的情況。部分是由於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這些投靠者都必須經過仔細審查，以便確定他們的政治歷史是否合格。禮部正試圖給這些文人委以新職，禮科給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個問題。他特別談到阮大鋮這個人。阮大鋮現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遺棄者，又是滿人的依附者。

阮大鋮像馬士英一樣，也是在南京向多鐸的清軍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蕪湖，在提督黃得功處暫避一陣之後，又去了杭州。後來杭州也向多鐸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華避難。但金華城的士紳們拒不接納他，於是阮大鋮不得不轉道揚州，在提督方國安處避難。阮大鋮顯然與當時也在揚州的馬士英為爭寵於方國安進行了激烈競爭。阮大鋮爭不過馬士英，遂於1646年秋投降了張存仁。馬士英被處死後，阮大鋮受命在曾捕獲馬士英的那位貝勒手下供職。正是仗著這一職位，他對金華良民施行報復，帶領一支清兵來洗劫了這個曾把他拒之門外的城市。

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鋮這類聲名狼藉的人會腐蝕新朝。袁懋功告訴皇帝：阮大鋮“壞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齒”。因為他“誤江南數萬之生靈”，公開用他，勢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滿。而且此人“在前朝則壞前朝，在今日必壞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