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關河迢遞繞黃沙 第一節（第2/3頁）

石越此舉，固然顯示了如今宋朝西北各族關系之和好前所未有，亦間接展示了宋朝的財政狀況是怎麽樣的良好。

的確，時至今時今日，汴京的物價，仍然未能恢復到七八年以前的水準，但自熙寧十八年行鹽債開始，盡管圍繞鹽債之事，爭議不斷，甚至偶有緊張之局面，但得到司馬光與王安石支持的鹽債，畢竟得以順利發行，朝廷得此巨額資金，不僅可以為交鈔、錢莊存款提供擔保，而且還幫助朝廷度過了財政困難之時期。

在交鈔與錢莊穩定之後，盡管很快海外之淩州與金洲又生了戰爭，但原本預期將慘淡經營的海商與東南作坊，卻也因為封建，獲得了新的機會。自熙寧十八年開始，每年都有不同數量的宗室之藩，他們在汴京與杭州大量變賣資產，以購買需要的物品，並募集人才與勞動力，大宋朝一百余年來宗室的財富積累，在幾年之內，幾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場，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與杭州的交易活躍繁榮，由此帶動的一個個地區、行業的繁榮，效果更不可估量。而到了封國後，為籌措最初的資金，諸侯們更是不惜大量的出賣利益，從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務關稅，到開放礦山，更有甚者甚至雇傭武伴當為傭兵，替他們征服夷人，然後諸侯與傭兵們坐地分成，分享賦稅……海商們在諸侯國或身居要職，或與諸侯們分庭抗禮，但多數人仍然甘願當宋朝的臣民，他們也給宋朝朝廷帶來了可觀的稅收。紹聖五年，朝廷在市舶務關稅、海外商品禁榷專賣兩項收入上，便過了一千萬貫緡錢。而這，還是在宋輦交惡，東西商路幾近斷絕的情況下取得的。

東南諸路更趨繁榮，不僅兩浙、福建諸路遠勝舊觀，湖廣四路的戶口、墾田數、糧食產量、稅收，更是逐年增長。而益州路歷五六年之休養，亦已漸漸恢復元氣。在劃定蜀幣區、禁軍大舉北撤後，益州物價漸漸平穩，此後五年間，朝廷在益州小心翼翼的回收著紙幣，至紹聖五年，益州的情形，看起來反比以往作為鐵錢區時更加樂觀。雖然朝廷仍未開放蜀幣與交鈔之兌換，人們出入益州，攜帶錢鈔無用，只能帶貨物或者黃白之物，但這與以往實施鐵錢區時一樣，貨幣的不能通用，反倒促進了益州與外界的貿易。而蜀幣作為鐵錢所沒有的優點是，發行蜀幣成本遠遠低於鐵錢，而鐵錢易於盜鑄，攜帶不便，蜀幣則反而盜印不易，攜帶方便。五年時間，不僅益州軍民早已接受蜀幣，在那些商人那裏，一貫蜀幣甚至能換到一貫二十文的交鈔。也就是說，在實際上，蜀幣比交鈔更值錢。

的確，益州的自我恢復能力是驚人的。只須朝廷安分下來，百姓就會扛起鋤頭，自己養活自己。陳元鳳在益州，只花了不到兩年時間，剿撫並用，就平息了益州全境的盜賊，並因此升任轉運副使。

叛亂的西南夷在幾次主動出擊騷擾皆被王厚、慕容謙擊敗後，很快便不敢再挑釁宋朝。眼見著一兩年間宋朝都未來征討，這些叛亂的部落順理成章的又重新開始了互相之間的仇殺，在陳元鳳、王厚、慕容謙、何畏之的暗中挑撥、收買、分化之下，三四年間，這些部族要麽重新歸附宋朝，要麽早已將項上人頭，懸在了戎州的城門之上。

紹聖五年，陳元鳳甚至上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奏狀，請求朝廷允許他益州之兵，清算當年西南夷叛亂時的領頭部落，乃至要懲戒後來曾經接納過某幾個部族投附的大理國。

在司馬光做主的政事堂，這份奏狀當然不可能被采納。為了怕陳元鳳惹是生非，司馬光幹脆將這位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能吏”，以“歷練”為名，升任河北路學政使。

紹聖五年的司馬光，是如日中天的司馬光。無論他做什麽事，兩府都沒有人會反對。

在這一年，朝廷如約贖回了第一批五年期的鹽債，沒有一文錢的拖欠。舊黨中與司馬光漸漸疏遠的那群人，雖然也有極少數的人，將此視為自己持續五年抗爭的勝利，宣稱朝廷只是勉強做了件理所應當的事，但大多數人，要麽沉默不語，閉上了嘴巴，要麽公開轉變態度，贊揚司馬光。

仿佛這全是司馬君實的功勞！唐康在心裏面憤憤不平的想道。仿佛這全是司馬君實的功勞！

其實誰都知道，若非是石越，甚至若非是有王安石在杭州主持東南之鹽債、封建諸事，根本便不可能有今日之局面。然而，汴京的舊黨們記不起遠在杭州的王安石，也將石越的功績視為理所當然，在他們看來，這一切的關鍵，全在於當初司馬光堅定的支持了石越。

世間之事，便是如此的荒誕可笑。

所以，這一年，司馬光的威望達到了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