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連三月(1937年7月~10月) 廬山召集令(第3/7頁)

對於談到北平局勢的人來說,不外乎兩種觀點:一是當局部事件解決,二是準備即將到來的大戰。

在談到事變的人裏,國家社會黨總秘書張君勱第一個表了態。他對大家說:國社黨在當年是秘密成立的,與國民黨政見不同,對政府更是多有責難,但如今平案爆發,黨派之爭已退其次,最重要的是如何挽救民族之危亡。

上廬山的大學校長有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等人,大家認為危局之下,國家和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一切紛爭都可在這個原則下和解。

商務印書館經理王雲五提出問題:國難之際,無論是知識界,還是勞工大眾,都會擁護政府抗日,但怎麽把這種擁護組織成強大的力量,需要政府拿出具體的辦法。

文的表態了,武的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有兩個副委員長,一是馮玉祥,二是閻錫山。閻沒來,馮作為軍界僅次於蔣介石的人,打開話匣子。

在此之前,馮玉祥(行伍出身,祖籍安徽巢湖,在河北保定長大)造了蔣介石好幾次反,蔣馮大戰、蔣馮閻大戰等等,最後都被一一化解。1935年,馮、閻一起做了蔣介石的“副手”,實際上蔣從沒把馮當成一個強勁的對手。馮最大的特點是嗓門高,別看是老粗出身,但擅長演講,鼓動性還挺強;說到政治手段,就平平了,也很難說會打仗;在軍中呢,喜歡搞家長制,雖然北方的將領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但最後對馮都不太信任了。但他資格老,在各方較量中往往會成為一個有用的棋子。

馮玉祥說了不少,總結起來是這麽個意思:日本人不是東西,這話我早就說過,看見沒有?果然又在北平鬧事,亡我之心不死啊!有人說不能跟日本人打,因為打不過人家,我說一定得打,寧可站著死,不可跪著生嘛!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就是不能當投降派。

但慢著,文的裏面,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人沒說話。他就是胡適。胡的態度很微妙。在談話會上,他對大家的力量凝聚到一起“深感欣慰”,並堅決反對華北特殊化,支持政府積極地對抗日本,但又反對全面開戰。認為一旦全面開戰,中國此後的局勢將不堪設想,多年來支撐起的“國體”將毀於一旦。胡適要求政府拿出最大的努力與耐心,跟日本達成一個可以接受的停戰協定。

在會後,胡適還專門拜訪了蔣介石。

隨著日本調遣國內師團入侵中國,蔣介石的想法是:已不是中國想不想打的問題了。事變爆發後,從四川緊急返回南京的何應欽向廬山上的蔣介石請示如何應對,侍從室主任錢大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1期,江蘇吳縣人)得到蔣的口風後電復何應欽:委員長的方針已經決定了。

1937年7月17日,談話會繼續在廬山進行。在這一天,蔣介石發表著名的《對日一貫的方針和立場》。在這個聲明裏,他把很多真實想法都說出來了: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外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2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仿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征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夜,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麽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的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經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紮。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的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沖突地點已到了北平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麽我們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北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系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