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連三月（1937年7月~10月） 廬山召集令（第4/7頁）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國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國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端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更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系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系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系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的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我們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鹹能明了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蔣介石這個聲明一出，廬山談話會的調子就給定住了。

因為事態危急，所以蔣介石7月20日就下山返回南京應對局勢去了，沒參加接下來繼續進行的談話會。這一天，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人也下了山。

國共談判中，一度因改編後的中國共產黨軍隊的領導權問題陷入僵局。最終蔣介石作出重大讓步，不再堅持向中共軍隊派出政訓主任和師參謀長的要求，也就是說同意這支軍隊由中共獨立領導和指揮。根據國共所達成的協議，陜北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南方紅軍和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兩黨合作，一致抗日。

在北平南苑遭受日軍最猛烈攻擊時，廬山談話會第二期開幕，參加第二期談話會的主要是一些學界名流。第一期談話會的人，有的下山了，有的還留在廬山。汪精衛、胡適、張伯苓、蔣夢麟等人還沒走，繼續參加第二期談話會（按計劃，舉行三次談話會，但因形勢緊迫，第三次沒舉行）。

軍事委員會顧問蔣百裏（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7期，浙江海寧人）參加了第二期談話會。

現在，說起抗戰，很多人都在談蔣百裏，因為他最先提到“持久戰”。喜歡錦上添花是我們的毛病，所以在推崇蔣的文章裏，不惜憑空杜撰，最有代表性的是，說蔣百裏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時，成績優秀，跟其他中國留學生力壓同期的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荒木貞夫、本莊繁等人，奪了天皇所賜軍刀，後來日本人覺得沒面子，於是作弊把真崎等人往前塞，就這樣越說越沒邊。

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荒木貞夫、本莊繁是第幾期？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9期，畢業年份是1897年。這一年蔣百裏多大歲數呢？15歲（1882年出生），還在中國待著呢。至於奪天皇所賜軍刀什麽的，更不靠譜，因為天皇只賜給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學生軍刀（前6名，所謂軍刀組）。錦上添花不是這樣添的。蔣百裏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沒的說，但遠不是野史瘋傳的第9期，而是第17期，這一期日本那邊最有名的是東條英機。

蔣百裏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又到歐洲第一強國德國學習軍事，有了這樣的經歷，回國後當了中國陸軍最高學府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校長，後來又代理陸軍大學的校長，從此子弟遍天下。

蔣百裏屬於職業軍人，有著極其敏銳的判斷力。舉個例子：“一·二八”事變時，蔣百裏正在上海，後來曹聚仁在《蔣百裏評傳》中這樣回憶：